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方世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逐渐受到社会各界共同瞩目的时代。以《寂静的春天》为先声的环境保护思想逐渐形成理论体系与社会运动，专门应对环境问题的经济政策也在福利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被制定出来。然而与此同时，在刚刚建立起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赶超战略下工业化急速推进而逐渐显现的环境问题并未立刻引起广泛的重视。按照当时流行的政治说教，西方世界的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日益加剧的表现，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出现环境问题。当时国内社会舆论中唯一敏锐察觉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重要性的是马寅初的《人口论》，并且还受到了政府的批判。

1972 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推动了中国当代环境保护的起步。事实上，在此之前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在实行“以粮为纲”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积累起来。1958 年的“大跃进”中，为了实现工业的超高速增长，在全国各地盲目兴建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土冶炼设施，造成了相当大范围的生态破坏。之后，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在中西部建立并重点发展重工业，技术水平低、布局不合理和污染排放量大等问题日益突出。1970—1972年间，中国先后发生了多起公害事件：大连海湾因陆源污染使6处滩涂养殖场关闭（大连湾污染事件）；渤海湾、上海港口、南京港口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官厅水库中受到DDT污染的食用鱼在北京市引发部分市民恶心、呕吐（北京鱼污染事件）。 在国内环境污染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大量城乡居民生活与生产的情况下，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成为了中国环境保护的转折点。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参加这一次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阵容庞大，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方面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 通过这次会议，中央高层的决策者开始认识到中国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并不只是局部的“三废”，而是关系到整个生物圈、大气圈的全局问题。

这里需要讨论一下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中，环境问题被视为“负外部性”，是一种“市场失灵”的体现。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环境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最为典型的事例是中亚地区在苏联时代出现的严重环境问题：咸海水资源污染和短缺造成的生态危机；哈萨克共和国的核污染；冶金、化工、纺织、皮革等行业的工业污染和大气污染。中亚因此成为了全球生态问题突出的地区之一。在中亚，生态环境问题直接使居民生活质量下降，严重的还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同时扩大了区域间的差异。在一些地方生物多样性所受到的威胁也非常严重。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环境问题不断积累的情形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是计划者的目标。林毅夫将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产生的逻辑起点归结为赶超战略，为了在资金短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需要“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既然中央计划者以重工业的赶超式发展作为战略目标，就会导致片面追求产出的数量，忽视其可能带来的高昂代价。其次是不完全信息。假设中央计划者能够无成本、无时滞地了解环境污染及其对所有人可能造成的全部损失，那么他就可以在经济计划的过程中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最优化的过程之中。然而，环境污染对人群的危害往往是分散、长期和难以观察和量化的，中央计划者因此无法作出最优决策。第三是缺乏激励和效率低下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中国的人口多、资源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浪费造成了突出的严重后果：能源紧缺导致过度开采、围垦与采伐导致水土流失、栖息地丧失导致野生物种濒危等等。事实证明，赶超战略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对自然环境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结束之后，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工作于1972年列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在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支持下，突破“文革”的干扰，于197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环境保护“三十二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和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1974年10月，国务院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和环境科研、监测机构。1977年4月，国家计委、建委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发布《关于治理工业“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的几项规定》，以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为主要内容的污染防治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同时开展了重点污染源的调查。1978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一次加入如下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奠定了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的基础。这一时期是中国环境保护的起步时期，取得的成绩主要是：1.在高层初步实现了对环境问题认识上的转变，环保不仅仅是单纯的“三废处理”，而是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2.初步实现了环境管理思想的转变，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仅依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组建管理机构、制定法律法规以及建立环境管理制度等综合措施实施管理。3.开展了以水污染治理为主要内容的重点污染源调查，治理了一批重点污染源，解决了一些局部的污染问题。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前近30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72年以后中国环境保护的起步，为以后环境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是并不足以扭转环境质量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