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本书的主要贡献

作者将对中国与欧洲近代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置于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内，揭示工业革命前中国与欧洲经济增长模式的相似性（斯密型动力），是本书第一编的重要贡献。既然贸易与市场的扩大通过比较优势促进分工与专业化所形成的增长（斯密型）与通过储蓄和投资所形成的增长（新古典型）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是完全不同的，那么19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欧都存在斯密型增长推动的“原始工业化”就不能成为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应该表述为“西欧式工业革命的萌芽”）的论据。同样的，既然斯密的经济理论可以推导出增长的极限，而19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欧都处于斯密型的经济增长路径，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命题就应该转变为“西欧为什么发生了工业革命”——应该分析西欧如何延迟并打破斯密型增长的极限、从而转入新古典式的城市工业化增长路径，而不是疑惑于中国为何遭遇增长的极限。作者在第一编中的这种分析打破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由来已久的一些成见，提出了全新的比较研究的思路，后来被彭慕兰（K. Pomeranz）所进一步细化、完善，成为其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主要立论基础。此外，第一编最后所总结的历史过程的路径依赖性，可以被认为是引入“前瞻性分析”的必要条件。

在第二编中，作者在从国家面临的挑战、国家具有的能力和国家承担的义务三个方面进行的中西比较分析中，着重阐明了中国与欧洲的国家形成在历史上是各有特点的过程，不能因为一些功能在不同国家都具备而忽视它们在实质意义、相对重要性与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根本差异。由于不存在中央集权国家与贵族精英间的博弈，中国古代社会里没有产生西欧式“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条件，国家与社会的界线也是模糊的。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被归因于西方入侵所带来的冲击，但是作者在本编的分析提醒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地思考问题：从根本来说，19世纪的中国政治依然是农业帝国的政治，与传统的政治形式和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那些20世纪在中国出现的、类似于西方“市民社会”概念的事物，仍然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联系在一起。研究者只有具体分析每个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才能把握历史过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第三编中，作者对于三种代表性的民众抗争所进行的分析，实际上是用对集体行动的研究来深化前文对经济、政治变化所进行的中西比较。无论食物骚乱、抗税事件还是革命运动，研究者都可以在中国、欧洲两种不同的复杂情境里找到相同的片断，作者始终强调不能把相似的片断错认为熟悉的情境。中国与西方在相似的民众抗争形式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结构的差异。无论食物骚乱、抗税事件还是革命运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各种民众抗争都带有许多与传统农业帝国时代的政治相联系的延续性。正是这种延续性，构成了本书标题所明示的中国研究中“欧洲经验的局限”，从而需要作者所提出的基于“路径依赖”的理解力的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本书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与思路的重要创见。

4.评价、感想与质疑

吴承明在本书中文版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它是迄今我所见到的唯一的一部从整体上考察、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具有新思维的中西比较史学著作”。1917年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问世以后，传统的西方中心论（Eurocentrism）在欧美史学的统治地位逐渐失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全球的、比较的观点对世界各地不同文明的历史进行分析，后来还出现了各种尝试从全球整体视角解释政治与经济演变的社会理论。1990年代末，弗兰克（G. Frank）的《白银资本》（“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书曾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与争论，他试图借用经济周期理论（所谓“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现象”）来论证一种“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秦晖，2004），从“全球学”的视角重新认识近代东方（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史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由于弗兰克并非职业经济史学家，使得《白银资本》一书在史料引证、逻辑推理等方面存在硬伤，其激进的历史观也在秦晖等人的评论中被视为“不成熟”。然而，这种全球的、比较的经济史研究方法仍然有其重要的可取之处。王国斌、彭慕兰等“加州学派”研究者同样强调全球视角的比较研究方法，努力排除各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但是与其他一些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学者将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理论完全排斥的做法显著不同的是，他们在研究中更为注重“回到欧洲”，即致力于分析欧洲历史的真实过程，从而与东方历史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深度比较。《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并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王国斌在本书中对于欧洲经验在中国研究中的局限性的认识，实际上与一些前人的论述是一致的。比如赵冈、陈仲毅合著的《中国经济制度史论》（1986）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都是受到许多不同因素——天然的与人为的——之影响，各有其独特的过程。欧洲的经济发展过程只是诸种不同发展方式之一，受到其本身的独特因素所决定。欧洲模式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王国斌认为诸如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动、因供求状况变动而引起的价格运动、劳动的地区专业化等经济学原理都非常符合已知的明清时期经济状况，也与赵冈、陈仲毅将中国古代视为“市场经济”的创见类似（市场经济的假设可以使微观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用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然而，赵冈、陈仲毅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试图通过引用“先秦统治者的若干经济政策”、《孟子》、《荀子》、《淮南子》等典籍中的论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及历朝历代的一些经济现象等史料来论证“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这显然是不够充分、不具说服力的。秦代竹简表明，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实行严格的国家所有制，从西周到明清的许多历史事实也表明中国古代社会缺乏刚性的产权保护结构，因此很难与近代欧洲的“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而王国斌在本书中将对中国与西欧的古、近代经济增长的分析引入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时，采取的无疑是更为审慎的态度：通过总结大量文献中的研究成果，归纳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特点，将之与西欧同一时期贸易与市场扩大通过比较优势促进分工与专业化所形成的斯密型经济增长相比较，从而得出两者的增长动力与模式基本相似的结论，在应用经济学概念与分析框架的同时，有效避免了经济学假设（自由选择的理性人）与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许多方面不符合的理论适用性问题。

但是，本书对于西欧与中国近代经济增长比较分析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将第二编中所着重分析的中国与西欧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差异与第一编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路径联系起来。事实上，诺思（D. C. North）很早就有这样的论述：国家理论之所以对于经济史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原因在于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也就是说，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这实际上是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批评与发展。正如本书第二编所分析的那样，在欧洲，由于贵族精英与中央集权国家缔造者间的博弈，产生了政治代表制度，以及“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观念。西欧国家力图不通过其他任何集团的中介而加强其与个人的关系，从而保障社会安定。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成的机制为刚性保护私人产权的经济制度创造了条件，而这种产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刺激劳动生产率与技术进步。（1990年代中国、苏联、东欧各国家国有企业的制度转轨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证资料）在中国，由于很早就已经消除了贵族对国家权威的挑战问题，强有力的精英也不要求政治代表制度。国家无需排斥中介集团就能把个人作为独立的人加以统治，反而依靠中介集团、社会精英承担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这与大共同体（国家）权力本位下缺乏过程公正与起点平等的产权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政治权力与兼并的紧密关系）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大共同体的超经济强制力和对大共同体权力的人身依附性束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主体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包括法人人格）的存在以及社会交换关系的发达。（秦晖，2004）此外，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一直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与西欧早期游牧业的发展相对比），人口流动率低，市场范围狭小，这就为形成“关系型社会”创造了条件。在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里，人们的理性决策往往是跨期、跨市场的决策，而且这种理性往往还是整个家庭的理性，而不是个人理性。将中国的政治、社会与关系型合约联系起来，就能使中国的“内卷”特征得到一定的解释：在关系型合约里，长期的交往使得合约各方的履约成本大为下降，但是如果要接纳一个新成员的成本却相对较高。这就使得中国人形成的家庭或家族观念得到强化，市场范围的拓展受到阻碍。（陆铭、陈钊、王永钦，2007）西欧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制度也就无法在中国形成。因此，除了本书作者在第一编中所分析的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矿物能源的利用之外，国家形成、政治意识形态所导致的产权制度上的差异，应该被纳入中国与西欧近代经济增长路径比较分析的考察范围。

19世纪所形成的社会理论，以及传统的经济、社会历史分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目的论的色彩。这一点在1949年以后深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大陆的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本书在分析中贯穿始终，并于最后一章所总结论述的“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摆脱目的论的束缚，通过前瞻性分析思考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历史过程的真实。当然，在回顾性分析基础上总结的社会理论，对于研究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经济学上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揭示了经济学家曾经常犯的错误：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仅仅通过观察一些数据的相互关系，而没有从理论上解释人们如何对政策的变化做出反应。事实上，只有当拥有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理论对人们的偏好和约束进行描述的时候，计量经济学对于未来的预测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本书作者“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

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