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ttp://www.cos.name/old/view.php?tid=47&id=91

 

上个月和一位朋友吃饭，席间谈到统计推断，他就问我，“你们统计就怎么能知道未知的东西呢？或者你们怎么能确定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为百分之多少呢？”

      　　

这位朋友来自一家基金公司，比我大十岁，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计算机专业出身，但现在对统计也有很强烈的兴趣，觉得统计很神奇。他提的这个问题，在外专业的人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一个质疑，而作为学统计的人来说，恐怕都没怎么认真想过，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教科书大多都是从分布和统计量讲起，而不是从实例中开始的——有了正态分布，我们便拿着各式各样的统计量打天下（这话不太严谨），而不再考虑从数学到现实生活的更细致的“映射”。

      　　

其实，在吃饭之前我和他见面时我就和他开了个玩笑：当时我从明德楼这边步行到东门，出发时发短信告诉他我需要8分半钟到达让他稍等（我很少让人稍等5分钟或10分钟或15分钟这样的“整数”时间），他给我回了一句，“置信区间是多少？”那时我已经走到中区水穿石咖啡厅了，时间已经过了大约6分钟，我有把握2分钟走到东门，于是回复“95%置信区间为7分半到9分钟”。后来确实也就用了不到8分钟走到了。

      　　

当然，这则小故事在统计上来说，仅仅是玩笑话，我也没有什么统计量，没有分布，置信区间也是随口乱说的。若我真要得到我到达东门的时间分布，那我得一遍遍从西门走到东门，当走的遍数无穷大时，我就可以用经验分布逼近真实分布了（从而真正得到一个统计意义上的置信区间），而那时，我恐怕已经累死在校园里了。

      　　

为什么这篇文章的标题要突出“惴惴不安”？其实也是自己平时对统计学一些方法反思的“恶果”，有时候想想，甚至觉得学统计的人都该冷汗直冒、背脊发凉，即使是统计史上的名家、大家、祖师爷的贡献，仔细想想也仍然觉得甚为不安。

      　　

我们先看最简单的一个例子：t检验。我想只要是个学统计的必然都知道这个检验，它是用来检验位置参数的，比如单个样本的均值是否为0，两样本的均值是否无差异，等等。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线索：t检验需要t统计量，而t统计量的来历是独立的正态随机变量与卡方随机变量平方根之商（卡方要除以自己的自由度），实际应用中，这里的分母往往就是样本标准差。在t分布被Gosset发表之前，人们往往只能用总体标准差作为分布构造标准正态随机变量来做检验和估计，Gosset的t分布伟大贡献在于，我们可以用可知的样本标准差替换不可知的总体标准差而且构造t统计量，这下就让人放心多了，因为我们总是畏惧未知的总体（或者未知的参数），而且在小样本情况下更为畏惧——样本量太少我们就更不敢对总体标准差作出估计。

      　　

Gosset的确帮助我们解决了个大麻烦，然而t检验仍然要假设总体服从正态分布，这个麻烦可不好解决。可能马上就会有人说，分布也是可以检验的啊。没错，是可以检验，比如著名的KS检验；问题就在于，统计分布检验的备择假设太大，我们做假设检验只能有把握得出“样本不服从某种分布”，而不能说“根据检验，样本服从某种分布”：因为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可以控制，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只有鬼才知道（不干鬼的事，鬼也许也不知道）。

      　　

第二个例子我想稍微说一点关于抽样调查中的统计推断，这里面的统计推断往往比较简单，大致原理就是用样本均值估计总体均值，样本方差估计总体方差，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这些估计量往往都是无偏估计，不妨仔细想想“无偏”的意思：期望等于真值；注意不是估计量等于真值，那期望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期望就是一个随机变量按照它的分布不停地变变变，变了无数次之后我们看它在“平均”意义下取值为多少，当然抽样工作不可能一遍一遍无穷做下去，我们一般仅有一次抽样，得到的估计量也就只有一个值，这一个孤零零的估计值，到底离真实值有多远？只能再去问问鬼。此时可能又有人会说，我们不是还有方差吗？不是可以做置信区间的估计吗？没错，书上都是这么写的。方差有什么用呢？书上说了，方差是度量离散程度的，试着想一下，告诉你一个随机变量均值为100，方差为1000，你能想出所谓的“离散程度”是怎样的吗？恐怕也难以想象，所以除非方差为零，否则我一向觉得它在描述统计中并没多大实际意义（它的确是刻画离散程度的，但怎样叫大怎样叫小？没有标准）。再看置信区间，要谈置信区间一般也就不可避免要用到分布，于是假设条件又来了，一方面是总体独立同分布，另一方面样本量足够大，这样才能根据中心极限定理构造正态分布随机变量。显然，两个问题来了：抽样能保证独立同分布吗？怎样的样本量才算作大？又是不好回答的问题。例如分层和整群抽样，很能让人怀疑样本的独立性；而大样本的问题，从数理统计角度（中心极限定理）来看，必须是样本量趋于无穷，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若样本量趋于无穷了，那我们还抽什么样？

      　　

我曾看过的抽样类教科书中对于中心极限定理究竟是如何连接数理统计和抽样这个问题都描述得非常模糊，甚至只字不提，直接就用了正态分布作推断。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想了很久才基本上搞明白，此前被教科书上的一个颇具误导性的例子牵着鼻子走错了路，因此一直迷惑不解。统计的书上经常用抛硬币或掷色子作为例子，比如一本抽样技术书上就用两次掷色子求均值作为抽样的例子，说明抽样均值的“正态性”。其实这样的例子只能说明抽样均值服从某种对称分布，即使这种结论也是在特定环境下得出的：因为总体分布是对称的。2个样本点肯定是很少的，但结果看起来确实像正态分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图 1抽样均值的分布为正态分布？（略，详见附件）

      　　

实际上，若先不追究中心极限定理，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模拟来说明问题。比如下面的代码是从自由度为4的卡方分布随机数中抽取样本量为2的样本点，求均值并作密度曲线图，如图1，上面是总体分布，下面是抽样均值的分布，其中虚线为按照样本计算估计的正态分布密度曲线。显然从一个非对称分布中抽取小样本得到的均值也是非对称的，那么就更不会是正态分布了。

                  par(mar = c(4, 4, 3, 1), mfrow = c(2, 1))
                  x = seq(0, 10, 0.05)
                  plot(x, dchisq(x, 4), ylab = "Density", type = "l",
                  　ylim = c(0, 0.3), main = expression("Distribution of " ~
                  　　chi^2 ~ (4)))
                  pop = rchisq(100, 4)
                  smpl = replicate(200, mean(sample(pop, 2)))
                  plot(density(smpl), xlab = expression(bar(x)), ylab =
                  "Density",
                  　type = "l", ylim = c(0, 0.3), main = expression("Distribution
                  of " ~
                  　　bar(x)))
                  lines(x, dnorm(x, mean(smpl), sd(smpl)), lty = 2)

 

      　　

抽样均值在样本量充分大的时候才会趋近正态分布，在上面的模拟中我们只需要把样本量增大一些（第7行），比如改成30或50，结果就和正态分布比较接近了。关于抽样均值的极限分布证明也不太困难，不妨参见茆诗松、王静龙等编著的《高等数理统计》。总之，数理统计中的“大样本”在抽样中指的就是样本量要大，而不是某些书上模糊提到的要大（尽管听起来还挺有道理）。

      　　

最后再谈一点感受，就是上研究生之后通过对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方法的反思回头再看以往长期学习的经典统计方法，有时也是背脊发凉。原因在于两种建模思想的碰撞：数据建模和算法建模。众所周知，传统统计方法基本上都是基于某种特定的模型去做拟合，然后根据分布构造一系列的统计量作估计和检验，这就是数据建模的思路；而算法建模则是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明显特征，我们并不关心自变量和因变量在模型的“黑箱子”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只关心在黑箱子中走了一遍之后“产出”是否正确，或者换句话说，预测的正确率如何，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领域中（尤其是后者），我们很少听闻“统计量”或是“估计”、“检验”之类的经典统计学术语，我们追求好的算法，让这种（些）算法既能很好拟合数据，又不失一般性或推广性。

      　　

2001年Leo Breiman在Statistical 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Statistical Modeling: The Two Cultures"同样让我读得冷汗直冒，因为算法建模的优势不可否认——我们可以说它是实用主义的或者功利的。评判模型的好坏，除了“拟合得好”和“具有好的推广性”两个原则还有什么呢？想想似乎确实没有了。那么我们费了那么多精力、研究了那么多年的经典统计学就要被机器学习打败了？听起来的确是一件令人惶恐的事情。

      　　

后来，也渐渐想明白了。统计也并不是那么功利的学科，固然拟合和预测都是很重要的，但还有一方面，就是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多元、时序等），它同样也是统计学一向重视的，这一点也导致统计学能在各个学科中广泛应用，而这恰恰是机器学习几乎完全忽略的。看样子天下又可以太平了，然而……

      　　

Leo Breiman在那篇文章中批评的一点都不错：“你怎么知道模型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三次跑去问鬼吧）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所观察到的一些国内统计应用情况是，作者们普遍只使用一种模型来得出结论，而缺乏多种对比，尤其是现在热得不得了的结构方程模型（为什么A影响B却不影响C），若用Leo的问题质问起来，恐怕很多文章都得倒下去。

      　　

其实，关于统计模型的这种质疑，也不是机器学习出现后才开始有的，以前看Gujarati的"Basic Econometrics"一书，曾经读到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Economists' search for "truth" has over the years given rise
                  to the view that economists are people searching in a dark
                  room for a non-existent black cat; econometricians are
                  regularly accused of finding one.
                  　　　　-- Peter Kennedy, A Guide to Econometrics, 3d ed.,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92, p.82

 

      　　

经济学家们“在一间黑屋子里找一只本不存在的黑色的猫”，而计量经济学家往往会宣称他们找到了一只这样的猫。听起来很可笑，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何尝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如此种种惴惴不安，迫使我并不急于追求新奇的模型方法，而是在统计与现实的对应（或者说“映射”）上下功夫，我要弄清楚的是，究竟我们有多大把握使用统计模型，以及数学公式究竟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统计的任务，并不是拿着模型去忽悠别人，虽然目前看来，忽悠还是比较容易的。脑子里有一些惴惴不安，才能促进我们对问题更深刻的理解。谁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

 

    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从CCER毕业的学生都能对林毅夫教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很自信地从容道来，就像每一个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都会对人力资本、理性预期稔熟在胸一样。作为林老师众多学生当中的一个，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林老师的思想观点与方法论已完全了然于心，以致于为了赶作业而没有去听林老师前年冬天在芝大的演讲。现在想来，我的这种“自负”大概是因为自己曾在林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和《发展经济学研讨课》成绩还算不错；大概也是因为自己曾采用林老师英文版的《中国的奇迹》作为教材为本科生主讲过一学期《中国经济专题》的课程；大概还是因为曾花了较长的时间向林老师、鞠建东老师学习合作写论文。就连我的经济学启蒙恩师、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在书评中都说对“毅夫”的观点熟悉得同意得“下笔甚难”，更何况作为林老师嫡传弟子的我。

然而从中心毕业整整两年以后，当我翻开林老师赠送的图文并茂的《论经济学方法》和《论经济发展战略》两本书时，就立即被这套系列丛书的“总序” 所深深吸引，特别是其中关于林老师从芝大求学以来20年研究心路的自述。也许部分地因为林老师当年在芝大求学四年也就住在这同一栋国际公寓里的缘故吧，马上就要进入三年级开始独立研究的我，读着读着便有一种身临其境般的感觉。呀，原来林老师自己当年博士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也是“以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为出发点来考察中国的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不这样了呢？为什么现在有不少中国学生数理功底很不错可却写不出好的论文，我自己的一篇关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投稿不久前也被一家国际杂志用三篇很长的审稿报告给“枪毙”了，而林老师AER和JPE的那两篇数学并不复杂的论文却会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经典文献？林老师做研究写论文的“核心硬技能”是什么呢？为什么林老师的《中国的奇迹.》会被翻译成六七种语言自动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经典教材？显然林老师的一贯分析工具就是我在Gary Becker和 Kevin Murphy 两位教授的ECON 301 上所学的芝加哥独特的经典价格理论，林老师的很多时事政策分析隐约间好像也是Milton Friedman教授开创的那种应用价格理论导向宏观政策分析的“拳路”，可是为什么林老师会得出与主流理论不一样的结论呢？芝加哥那么多价格理论的宗师都说激进改革比渐进改革好，企业私有化是唯一出路，而林老师居然会不同意，“胆子”可真大。看着这里很多workshop上演讲者被台下的教授们批得体无完肤的尴尬相，我心里不禁要问林老师这种学术自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在我心中又岂止曾徘徊过十次！然而这个暑假马上开始要写 ” second year paper ” ，真的要正式从过去的GPA崇拜的课堂学习“转型”到Publication 崇拜的独立研究，我是应该系统地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发展战略”，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可千万别闯进

了没有“自生能力”的研究歧路。不止我，还有很多很多同学急切地阅读《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丛书，大概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吧。在重温林老师的这些《对话》时，在芝大求学的这两年的点点滴滴也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涌现，这才发现以前我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林老师的一些话。这里就不揣浅陋地结合自己在芝大的学习感触和同学们聊一聊我的读后感吧。

价格理论与数学建模

在中心的毕业生中，我大概是属于那种数理倾向比较严重的一类，对经济学中一个个美轮美奂的经典模型痴迷地有些“顽固不化”，要是在自己的论文里突然发现能用上一条在实变函数课上学到的定理会兴奋地跳起来，套用 Ariel Rubinstein教授在2004年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主席演讲的最后一句话“这真是太美了！不是么？”通观来自印度，欧洲，拉美，日本，甚至土耳其等非美国本土的主流学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大师，有几个人不是数理建模的高手并以此出道的？为此我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辩论，但只限于在好朋友之间。辩到激烈处，我颇为“撒泼”地来一句：“你说的这些基本上也都是林老师和我说过的。”然后再不无炫耀地引经据典地搬出一大堆诺贝尔奖得主的方法论自述，从他们的生日开始讲起。基本上每一次结果都是我的好朋友们看我“蛮横”的样子无奈地笑着摇摇头不说话了，可过了几天又开始和我辩论。林老师和中心的其他好几位老师，包括复旦的韦森老师对我的顽固与“不悟”倒没有绝望，苦口婆心地一再提诫我更要重视经济学思想本身与实证研究。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是很有保留意见的。

然而在芝大上了两年课以后，我才慢慢地更能体会到林老师在《论经济学方法》中提到的很多观点。在上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时，我就被深深地震动了。ECON 301 的价格理论I课的每周作业是Becker教授和 Murphy教授各出一道长题，题目中用文字交待一些经济学问题或者社会现象的背景知识，从恐怖主义到健康问题，从国际贸易到贩毒和住房问题，从投资到经济增长，什么都有，然后接二连三地问一堆问题。每个周二傍晚出题，当周周五上午交作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完成作业而熬夜就是第二次作业的那个周四。怎样分析这些现象，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完全由自己选择分析方法，而我总想把问题抽象成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求解，取怎么样的假设显然也得完全由自己定夺。可是经常是好不容易使建好的模型能回答第一个小问题a，突然发现很难再用这个模型来回答第二个小问题b，不是求不出解析解就是出现太多不合理的多重解。只好回头修改我的模型，然后不得不再另加一些技术性假设，当然需要再配上为何作如此取舍的经济学理由。如此反反复复，最终发现窗外已经发白，而自己却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求解问题f时出现的那12条非线性方程和12个未知变量，心灰意冷地继续写道“假定这个系统的解是存在的并且是唯一的，那么。。。。。。”。我将近25页的作业发下来，10分我只得了3.7分，助教的批语是我采用的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型的效用函数，而忽略了分析non-homothetic 偏好这一重要情况。于是我“耿耿于怀”地去仔细对照那将近20页的标准答案。读完后我真的完全惊呆了：真没想到这么一个个二维平面分析图会那么厉害，所给的分析全是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变相综合，所用的也全是诸如正常商品（normal goods）这样的通常假设，没有太“漂亮”的数学，但是在逻辑上分析的明显要比我的模型完整的多、严密的多、深入的多、也更加具有一般性。虽然我的数学建模能力属于菜鸟级别而且时间太紧了，但是对比之下，我突然深深地觉得有些领悟了真正的价格理论的美感和经济学直觉的巨大力量，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

其实回头想想第一次读林老师《中国的奇迹》的情形，我是花了一整天就读完了，当时心中最大的感触是这本书逻辑上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让人中途欲罢不能，完全可以归纳为一个逆向递归的动态优化的数学结构，这在我所读过的中文经济学著作中是多么稀罕和久违的感受啊。现在才意识到这原来竟是一本林老师他们自己给自己出的ECON 301的作业然后运用价格理论进行分析的习题答案！！亲自比较和欣赏过由价格理论的真正旷世高手所作的缜密分析之美后，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在国内林老师包括张五常教授总是那么推崇价格理论 ，那么强调“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替代）效应”！《对话》系列中林老师在回答学生关于经济学分析语言的提问时说道“我认为（文字）语言也可以很严谨，只是大部分人用得不严谨。标准都是一样的，无论用文字语言还是数学，都要求内部逻辑一致，一环扣一环，而且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又说到“数学的严谨性（rigorousness）和有用性（relevance）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对此，以前我只是在原则上同意，现在则是从心坎儿里认同了。大概国内还有不少人想当然的误以为价格理论就是散发着芝加哥古董气味的杂文式的那种毫无数学难度的落后文字叙述呢。在我们国内像林老师这样真正在价格理论上很有造诣并能将之运用到严格的学术分析中去并在世界顶级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家实在太少了，因此能够有幸真正认识到价格理论这门既玄乎却又真实的“内功”力量的学生实在太少了，至少以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来看，这大概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国内学生“自选择”地那么规避和反感非数学语言的分析而多少有些盲目地倾向于数理模型了。在上Chiappori教授的价格理论III时，这位能弹一手好钢琴的数理实证都很过硬的法国经济学家有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经济学推理往往要比数学推理难得多也挑战的多，因为后者在进行过程中只依赖于数学运算法则，而前者则需要深厚的经济学直觉以辨别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经济力量。

林老师在《对话》中特别强调经济学直觉的培养，并提到芝大的老师们对于这方面训练高度重视 。这实在千真万确，即便是很数理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太让我惊讶了。很清楚记得价格理论II的Phil Reny教授在运用Brower不动点定理证明纳什均衡存在性的时候，有个学生提问说你给了我这样一个函数我再用不动点定理当然很容易，可是这个函数到底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呢？结果Reny教授当场就用完全直觉性的经济学语言解释这个复杂无比的函数的构建过程，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也一向喜欢宏观。收入理论I的Fernando Alvarez教授是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Prescott教授的高徒，明大一年级博士课程中实分析和泛函是必修课，数理要求之高是出了名的。可是我真没想到Alvarez教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The intuition behind this equation is …” ,考试的时候也是出这样的题，要求对运算结果给出经济学直觉解释。Casey Mulligan 教授给我们上收入理论II，他是个只花了两年时间就获得芝大经济学博士的神话人物之一，他认为Friedman的《消费函数研究》一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经济学著作，特别重视实证检验现有经济学理论，其分析理路竟然也是价格理论！在第一节课上，他在屏幕上给我们演示了一只可爱的玩具猴子，问我们：“Is this a model or a real monkey? ”  然后继续说我们需要这个模型，因为它的好处在于易得，给小孩子玩的时候没有危险性等等，既然是模型，我们就需要抽象掉一些对我们目的来说并不重要的东西，然后指了指这个玩具猴子的某个部位，我们大家哄堂大笑。你说，老师这样教我们，我们怎么会忘记模型与现实的异同点和建模的原则呢?

“从具体问题出发”的研究导向

深深陶醉于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等诺奖大师的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公理化的美感之中，我曾经很纳闷林老师为什么总是那么坚持“以具体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论，也一直琢磨着为什么年逾七旬的Becker教授每个星期都能自己想出一道数学上看似“简单”却把我们所有人都折磨得半死的新问题，现在回头看看ECON 301的习题风格，就已经使我悟出一些道理。Steven Levitt教授说经济学家的工具箱里所装的分析工具已经非常五花八门了，但是研究的有趣的问题往往少得可怜。哈佛的Edward Glaeser教授和Murphy教授两人都是Becker教授的高足，前者与Daron  Acemoglu和And r ei Shleifer是当今发文章速度最快的三个年轻经济学家，这些明星们似乎有写不完的题目与超人的分析写作速度，让我实在不得不相信他们的确都已练就了一套林老师所说的那种“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真功夫。我是实在太想学学这套硬功夫了，但是这又岂是一项易学的外家拳脚！下学期我受宠若惊地应邀给Becker 和 Murphy 当TA, 说实话这要比起其它的数理技术要求较强的课程的TA远远地更让我心里觉得没有底。于是现在暑假里便常常读Becker教授的专栏文章，这才明白ECON 301题目的背后原来是蕴含着他长达20年的为《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当特邀专栏作家的捕捉问题的经验，更不必说说他超过半个世纪的价格理论“内功”修为了。即便如此，最近听以前的TA说，Becker 教授和Murphy教授自己也承认，每周出一道题对他们来讲也是很费脑筋的。我心里终于有了一丝的平衡感。

林老师“语录”中有一句话：与接近制度稳态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的、重要的，且未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出现，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座“金矿”。我现在也深信自己脑海里永远都走不出中国经济的背景，在Lucas教授的经济增长课上讨论中，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就讲到中国的制度背景，在写论文的时候一联系到现实经济也必然是中国的问题。撇开纯理论研究不说，以我个人愚见，在做中国问题方面无论哪个分支都要求对现实经济与制度结构的良好把握， 而在做应用微观研究特别是微观劳动力经济学研究时，中国经济学家优势似乎更加明显，因为在分析方法上似乎这并不需要花大力气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需要的主要是对制度中性的计量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以及数据收集与整理问题。而在做宏观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虽然现在国际比较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如何将从本国的特殊现象中归纳出好问题并正式地表达出来，在方法上显然更具有挑战性，拉美、印度和欧洲的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为此做过很多努力，成功的似乎并不多。所以，虽然听起来好象林老师的“从具体问题出发导向”的方法更容易直接上手，我自己的感觉是对不同经济学分支从技术难度和要求上来说是有挺大差异的。国内有很多同学和学者，包括不少CCER的毕业生，经常把林老师的“从经济现象出发提出问题”的方法论完全简单等同于“放弃数理建模 ”  或者“放弃理论研究”，我认为这也是对林老师的严重误解。事实上，在《对话》中以及平时授课中，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学生数学训练的必要性，林老师都一直非常强调，他批评的只是主流学界“盲目迷信权威和为数学而数学”的倾向。林老师还认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形式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方法规范化然而经济学内容贫瘠化的必然结果之一，而当今的中国经济学界在规范化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个人觉得国内目前在理论经济学方面，若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相比，其实真正有能力“滥用数学”的人恐怕要比没有能力“使用数学、欣赏数学模型”却又盲目拼命抵制数学的人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不能走极端，重视现实问题思考的同时也应该加强数学训练。 

 其实“从具体问题出发”的研究导向，林老师更想强调的是理论的开创性问题而不是技术上的易处理性问题。林老师在《对话》中说，经济学发展史上有很多结构很优美的而且也曾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模型和理论被不断地摒弃和推翻，基本上决不是因为这些模型内部逻辑上不自洽，而是因为这些模型与理论没有能足够好地解释一些新出现的重要现象。来芝大学习以后渐渐亲眼看到有很多像Townsend教授、Hansen教授等理论经济学大家对于实证问题极其重视的态度，因此对这一点我也越来越认同了。以前，我总是觉得经济学纯理论的使命就是提供逻辑思维的参照系，就像理论物理学模型一样，既然只是参照系，做逻辑推理时就不一定非要总考虑着对应到现实，那样不是太碍手碍脚了么。说不定理论突进的速度会在某些时点上超越现实的发展速度呢，就像有个诺奖得主给过的比喻：一万年的时间在现实中是多么的漫长，可是在人脑中对这个时间长度的跨越只需要不到几秒钟就能完成了。在自然科学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固然有很多，即便是经济学中“欧元”与“期货市场”不也是因为先有几个诺奖得主的理论而后才从现实中构造出来的么。这是演绎思维的魅力。

我觉得，如果说博弈论以及高度相关的机制设计和契约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甚至计量理论等纯理论研究中的演绎推理倾向于逻辑上工具理性的先验主义的话，那么“从具体问题出发”则更像是一种归纳思维的经验主义，就更像很多实验物理学家的工作。如果是以此为基础来构造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学新的理论而不只是解释个别现象的假说，我想这似乎就更需要敏锐的类比能力，良好的概括能力以及大胆的想象力，就像Akerlof和Stiglitz等人将不对称信息引入经济学、凯恩斯创立革命性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体系那样 。林老师很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本体就是“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现有的理论模型本身，这也是为什么他经常引用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并主张研究者心中要“常无”。林老师还特别倡导研究中国问题的潜在重要性，这不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林老师根据自己亲身对中国经济问题和政策以及对经济学科学发展史的长期研究，坚信中国经济问题有很多新颖之处和特殊动态，并且相信中国经济最终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所以其经济问题也会成为国际性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则主要取决于所研究和解释的现象和问题的重要性。这正是林老师主张在研究“规范化”的前提条件下要“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根本原因。这些观点有很多经济学家赞成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不完全赞同 ，但我坚信这些都是林老师从事严肃科学研究后得出的因而自己也全心信奉的结论，而且作为林老师的弟子，我个人还觉得林老师的这一系列“内部逻辑一致”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内生于” 林老师本人在所有经济学家当中乃至在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种少有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舍我其谁”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尊重但不迷信现有理论和权威、坚持己见

林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在《论经济发展战略》等书中提到的很多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界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林老师总是很自信，在芝大的纪念D·盖尔·约翰逊讲座的首场演讲以及无数其他国际性的研讨会上舌战群儒，在国内也会与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代表性经济学家进行学术辩论。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些学者仅仅是因为林老师的观点与主流意识 不一样就引经据典地批判林老师的观点，恰恰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让我都感到很遗憾甚至偶尔还很气愤。林老师曾多次严正指出的“不能用一个经济学理论去推翻另一个经济学理论，只要内部逻辑自洽，只能用该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强弱来判定，比如运用计量方法来量化现有理论假说的推论与现实数据的拟合度”，这和Friedman的“假设无关性”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我觉得，不尊重现有的理论和权威是无知和狂妄的表现，但是依据自己规范和严谨的研究，敢于在权威面前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坚持己见则是需要惊人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自信力，是令人敬佩的品质。在这一点上我真得很佩服林老师，也是需要学习的地方。《对话》中也有学生问林老师如何将自己的学说融进主流的问题。事实上，别人不说，单说那些在芝大毕业或任教的很多诺奖得主的观点，现在看来都已经是毫无疑问成了经济学主流，但实际上我仔细一想，Friedman、Becker、Lucas, Simon, Buchanan, Stigler，Markovitz，Schultz, Mundell，Coase，Prescott 等等，他们哪一个不是从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搏斗中奋力冲杀出来的？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创立了贝叶斯计量经济学并担任过美国统计协会主席的Arnold Zellner 教授 ，我相信他是很有可能拿诺贝尔奖的。他给我们上实证分析I的时候总是提到贝叶斯经济学在主流计量经济学界遇到的阻力以及他与别人的论战。他也是林老师当年的授课老师。这样一想，芝大有很多权威也有很多离经叛道的人，并且他们经常是同一个人。林老师在《对话》中叮嘱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要跟着主流意见人云亦云”，现在想想真是中肯之至啊，因为这对于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常常反而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了！大概在这一点上林老师也深受他在芝大的老师们的影响吧，我猜。

与老师对话、辩论演讲、与TA

  

 我是个喜欢和老师对话的学生。到了CCER以后，我以只有当学生才有的“特权”几乎闯遍了所有老师的办公室去“对话”,学到了很多很多课堂上学不到或者没学透的东西。中心的老师大都喜欢与学生对话，而其中林老师无疑是最愿意与学生对话的老师了。课前课后自不必多说，研究生们的发展与转型经济学workshop， 理论宏观workshop，中心研究生学刊的workshop，林老师虽然极忙，但总是一脸笑容地尽量抽时间参加学生的各种学术活动，大家也总是围着林老师问个不休，结果不知不觉到半夜了，林老师就请我们学生去边吃夜宵边接着对话。有次下大雨可还是所有的研究生都主动来参加“对话”， 林老师看到了很高兴，掏出钱包对我说“王勇，你去给大家买一些棒冰来吃。”林老师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虽然不是当着我们的面说，但大家觉得林老师都说我们是“天下英才”了，于是就很兴奋地更想“与林老师对话”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家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在国内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地方的研究生会像我们这样幸运了。《与林老师对话》只不过收藏了的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不必再去赘述这种师生对话能如何教学相长、使我们学生学习地更加主动，有针对性云云。单就培养学生研究与思考的兴趣以及自信力，提高学术辩论能力，训练竞争思维速度就很值得大力提倡了。尽管师徒辩论的教育形式古已有之，但是在国内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不多见。刚到芝大上课，我发现这里的老师上课有一个共同点：喜欢邀请学生问问题。经常是开始上课前老师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么？”讲着讲着又满怀期待地问一句。要是学生不问，老师就会反过来问学生问题。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老师在“挑衅”我们学生，特别是Kevin Murphy教授 和 Chiappori教授。问题问了没多久就催促我们回答，以前我可从来没有上课觉得这么跟不上老师的思维节奏的，见一时没有学生回答，老师就说“Come on, guys! This 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  别的学生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是脸上发烧低下了头，觉得好像自己侮辱了芝大经济系的学生这个身份似的。Lucas教授曾回忆上Friedman的价格理论时的情形，说他上课经常就时事公共政策提问题并常常将某一个学生“套牢”，不断地追问，直到把这个学生“逼得”心服口服为止。要是这位学生说“好吧，让我再想一想”，Friedman就会说“那就现在想吧”。Lucas教授分析道，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学生的思维进展情况完全暴露，而作为老师的Friedman其实思维也是完全暴露于大庭广众之前的。现在想想，在经济中心的时候我们和林老师对话辩论，总觉得会在双人思维“决斗”中处于下峰，那怕之前好像觉得自己已经很有道理了。现在我才终于明白，林老师在平时的学术讨论、演讲尤其是辩论中的那种充满自信的“杀手风格”大概也是在芝大学生时代在与他的老师对话中训练出来的吧。一问，果不其然，林老师曾对我说，他对于学术研究的真正的自信力最早是在上Becker教授的人力资本课时形成的，因为在那门课上林老师几乎垄断了作为学生与老师的对话权。

上学期我给Nancy Stokey教授当收入理论III的TA，每周都要给比我只低一级的博士生讲解习题。下面的那群自信的个别还挺“嚣张”的学生经常会问一些比较难的问题而我必须短时间内做出回答，真够挑战的。学期结束时我感慨地对Stokey教授说觉得自己在准备和讲解过程中对很多习题的理解比以前都大大加深了，讲解与回答问题的能力自我感觉也有了提高。Stokey教授听了，也告诉我说：她也很清楚地记得当初她在哈佛当高级宏观的TA时最担心的就是遇到如今已是哈佛校长的Larry Summers在下面的提问和对质，因为Summers当时可是全校的辩论比赛冠军，无论怎么辩论，好象Summers总是处于胜利的上峰地位。啊，Stokey教授现在无论上课还是作“presentation”都是如此挥洒自如，女教授的典雅气质更是芝大女生们崇拜的偶像，原来也是这样慢慢锻炼出来的。芝大的workshop的恐怖和残忍算是出了名的，去年冬季一场接一场的求职演讲，workshop上汇集了当年应该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博士毕业生，其中还是有不少人被下面的老师盘问得十分被动，其实再有名的教授也常常被问得十分没有面子。有时想像如果自己有一天也会面对着这些老师们作报告会是怎样的狼狈相。为了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在选修Lucas教授的经济增长课程时，我鼓足勇气报名第一个作论文报告。后来Lucas教授成了我的二年级论文的指导老师，事后对我说，那次作报告你一点都不紧张嘛。我心里想：你哪里晓得那是我装出来的。就假装你是林老师，而我是在经济中心的发展与转型经济学workshop 上作报告。当然，这次我报告的只是别人写的已经发表了的文章，即使文章出现逻辑问题我也无须承担责任，台下也只有一个老师；真要是同时向多个老师报告自己写的文章，那可就又远远不同了。 

现在我相信，学生与老师对话，对学生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综合训练，对老师其实也是一种动态的挑战。据我的悲观估计，在当今国内，愿意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大概已不算很多，敢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更是少见，而善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恐怕还要少，至于乐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林老师是一个。突然我又觉得自己很幸运，不知经济中心的师弟师妹们还有所有通过《与林老师对话》而与林老师“对话”的读者同学们，你们觉得呢？

            （第二稿, 2005年8月 30 日于芝加哥大学国际公寓）

标  题: [转载]中国可以考虑发行战争债券来遏制战争的发生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7年09月19日01:35:24 星期三),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News 讨论区 】
【 原文由 CoaseMissU 所发表 】


中国可以考虑发行"台海战争债券"，这种债券的设计思想来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
neth J. Arrow在195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状态依赖型证券"的思想。

这种"状态依赖型证券"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它的收益情况取决于特定事件状态的变化。
尽管这个思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理论假设，但现在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金融衍生工
具都是一种"状态依赖型证券"。现在华尔街的金融大牛们也都在使用这种思想开发诸如
巨灾债券之类的金融产品，这种债券可以分散很多社会风险，是保险之外又一个金融保
障工具，它可以有效的分散巨大灾难所造成巨额风险损失。

具体的说，就是如果我们向全世界公开发行"台湾战争债券"，在上海、香港、纽约、东
京同时发行该债券，该债券的利率将高于普通国债利率，但同时该债券会因为"台湾战争
"这个事件的状态改变而导致收益的巨大变化。

我们可以设计成短期债券或者长期债券，这可以根据实际局势的需要而定。我们先以1年
期"台海战争债券"为例，我们可以设计成1年期利率高于普通国债5个百分点，如果1年内
没有发生台海战争，那么我们政府将按照这个利率支付本金和利息给投资者。但如果一
旦发生"台海战争"事件，即特定事件状态发生了变化，那么本金和利息将全部用作战争
所造成的损失费用补偿，投资者将损失全部的本金和利息。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基于特定事件的风险投资，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
表示强硬的作战意愿的行为。对于政府来说，发行这样的债券，一旦发生战争了，那么
政府将不必偿付一分钱给投资者，所以从表达的意愿来说，政府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作战
决心。

但中国政府的作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台湾不发生违反《反分裂国家法》里所规定的事
件，当然中国政府还可以更加细化的、具体的描述哪些行为是属于该法所规定的事件。
这样一来，中国政府的战争行为将完全取决于台湾当局的行为。也就是说，"台海战争债
券"所定义的特殊事件的决定因素将掌握在台湾当局手里，而中国政府从债券利益上来说
，是战争受益者，而且这笔巨款一旦发生战争，也确实是一笔很大的战争经费的支持，
因此战争决心很强硬。而且这个行为，一般会被全世界都解读为中国具有强烈的作战决
心。

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购买该债券的人，都是看好不会发生战争的人，因为如果
他认为会发生战争，那么买这个债券必然是亏损的，理性人是不会投资的。因此只有坚
信和平占主导地位的人，才会去买这个债券。

我们就会发现，认为不会发生战争的人买了该债券，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与战争事件联系
在一起了，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反战同盟，同时导致战争的决定者是台湾当局
，因此，如果台湾当局发生了会导致战争的行为，那么必然会预计遭到全球的该债券的
投资者的强烈反对。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某些自认为可以左右该战争事件的人或者利益集团，比如美日政府
以及一些大型财团，甚至台湾政客和政党商人等，他们会认为他们可以影响战争事件的
状态的改变，因此如果他们投资该债券，那么风险就是很小，收益就是很高的，因此可
以被认为是信息占优者。可想而知，如果这些事件利益相关者投资了该债券，那么他们
就必然会促使该事件状态不发生变化，以确保他们的经济利益。

总之，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台海战争债券"来表明自己一旦发生台独事件而作战的强
硬决心，同时也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有一个更紧密团结联合的机会和经济收益。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绝妙的控制各种可能会导致战争发生的因素的手段和办法。

    在某论坛无意看到的文章！虽然有些偏激和夸张，我也并不认同他的全部观点，但是足够震撼，可以用来励志！！看来为了明天的生活，现在要加倍努力了！

　　第一次失业浪潮是七十年代末的知青回城，第二次失业浪潮是九十年代末的国企职工下岗，这两次失业浪潮恰逢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上升期和高速发展期，再加上国家政策的特别倾斜照顾，其负面影响被压到了最低。
　　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失业浪潮的主角是民工和大学生，如果以民工的打工生涯十年至十五年为周期，第一批民工早就失业了，现在都是第二、第三批了。但因为他们根在老家有房有地，离开了工厂也还有田可耕。他们像候鸟一样一批批消失在城镇的上空，倒也无牵无挂。
　　在追逐利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指引下的无计划无节制的高校扩招，使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变为落地乌鸡，刚毕业就失业已不是个别现象，近几年累计的失业大学据称已有上百万人。新闻联播报导现今16岁至29岁的青年人，十一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失业率高达9％。但由于他们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也无负担，还有年轻力壮的资本，父母也还有能力抚养，啃老一族也就得过且过了。
　　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失业浪潮的主角将是白领阶层（白领一词是舶来品，何谓白领由大家见仁见智，笔者难作准确定义）。谁都不愿相信，但将是残酷的现实。这次浪潮涉及面广危害程度大，大家要小心啊！
　　白领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1995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都进了吃皇粮的单位。现在在私营单位打工的白领基本上是1995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和从皇粮单位出来的专业技术人员（以追求事业有成的自愿者和国企下岗的被迫者为主体）。他们的现今年龄阶段上限在四十左右，最主要的年龄层在三十左右。
　　这意味着老白领基本上是1962年左右出生，而1962至1982是中国出生人口最为庞大的二十年婴儿潮，，1982年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人口共1，008，175，288人中，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964年7月1日零时的694，581，759人相比，18年间共增加313，593，529人，增长45．1％，平均每年增加17，421，863人。加上同期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二十年内应出生了约四亿五千多万人。这批人现全部进入了就业期，就业压力和挤压举世罕见，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特别是1998年高校扩招后，2002年后大学生潮汹涌而至。因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大学生潮直扑沿海地区。体力民工潮刚刚消退，脑力民工潮又再兴起，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老板们，你们真是幸福啊！
　　没有几个国家会把四十多岁的人列为被淘汰的对象，但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加上经济自由化的体制再加上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相信几年后没有几个老板面对绝对过剩的质优价廉年富力强的脑力民工，还会大发慈悲为45岁乃至40岁以上的普通白领留住饭碗。看看现今的招聘广告大部分都特别注明限求职者年龄在40或35岁以下，届时唯有感慨“既生瑜，何生亮”、“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了。
　　现今的大部分白领，成长在计划经济提供的低成本读书时代，毕业后又享受着自由经济的大餐，当他们以优越的眼神俯视同龄的民工兄弟和以庆幸的心情看着挤爆招聘会的师弟师妹时，有无发觉不经意间屠刀已向你们举了起来。
　　现今信心爆棚供楼供车的白领们，十年后向何处去？
　　中国的老龄化已不可逆转，2020年后5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高达约六亿人（以1970年中国人口总数约八亿人，减去50年间1970年前出生人群的死亡人数约二亿人粗略计算得出），届时将占人口总数的40％以上。05年10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因中国未来的二十年内体力劳动将依然是主要的劳动形式，黄种人相对于白人和黑人较差的体质，尤其是当今大部分私营企业长时间高强度的用工体制对劳动者劳动能力的过度透支，都将使50岁以上乃至更年轻的劳动者不能从事或很难胜任大量的工作岗位，现今“4050”人员就业艰难可为铁证，以50岁而非国际通用的60岁作为老龄化的标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古代提倡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就是尽早补充年轻劳动力来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中国现行将适龄劳动力的年龄跨度定位于16—60岁，基本上是不顾国情的一厢情愿。50岁以后何处去打工，绝对将会是摆在我们许多人面前的沉重的现实。
　　独子政策和当代青年的晚婚晚育甚至不育又使未来的劳动力数量锐减，1990年7月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人口是１１３３６８万人，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982年7月1日零时1 008 175 288人相比，八年间共增加了125 507 213人，增长12.45％，平均每年增加15 688 402人。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人口共１２６５８３万人。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０时的１１３３６８万人相比，十年零四个月共增加了１３２１５万人，增长１１．６６％。平均每年增加１２７９万人。2005年1月6日，我国内地第十三亿个小公民诞生，同2000年11月的126583万人相比，四年零三个月共增加了341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04万人。。二十三年间净增人口约三亿人，加上同期死亡人数，出生人口约为四亿人，有专家预测至204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零增长，2003年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不过是青壮年人口开始大规模减少的前奏。但如果中国为未来储备劳动力而在现今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因为现今处于生育年龄的中青年夫妇大部分没有铁饭碗，四五十岁以后都面临失业的风险，一旦现今允许生育多胎，不仅将马上拉低现今的生活水平，将来也基本上是大人没工作小孩没长大，很多家庭将陷入老天所依少无所养的悲惨境地。中国现在放开生育而解决老龄化问题，将会使人口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而邻近的越南和印度届时将比中国年轻十至十五岁，世界范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也许将不可避免。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又转移到韩国东南亚又转移到中国，我们有能力保住这世界加工厂的头衔吗？我们引以为荣的世界产量第一的服装玩具家电等，核心技术和品牌又有多少攥在自己的手中？特别是美国日本及中国台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制衡中国，近几年大力扶持、投资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更使产业转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04年中国向欧盟出口自行车约200万辆越南是约150万辆，05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设限并需延续至08年，大量订单和投资已转向其他国家，欧盟将于06年实行的近乎苛刻的机电产品环保标准，又将大幅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欧美制定的SA8000国际劳工保障标准虽然客观上有利于提高中国民工的待遇，但也直接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独步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局面最多再维持十至十五年。
　　最近启动的事业单位改革，也许又将使上百万专业技术人员下岗。曾经代表着美好前程的学历文凭职称，在资本和利益的面前不堪一击斯文扫地。失业已不再是体力民工和文盲的专利。现今有些企业已开出了月薪五百元招用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简直就是比体力民工都不如了。
　　十至十五年后沿海地区耗尽了二十年婴儿潮的人口红利，将要为他们支付巨额的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金，05年10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至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现今富得钱花不完的沿海地区财政收支将日趋紧张。现今大把花钱的新生代高消费零储蓄透支未来的生活习惯，将导致现今40％以上的高储蓄率直线下跌（这一点在日本和韩国已得到验证），建立在高储蓄率基础上的依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难以为继（现今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左右，远高于其他国家）。现今横扫全球的中国制造全球消费的加工出口型经济模式（外贸依存度05年1--8月竞高达80％左右）也很难永葆青春和辉煌，更关键的是大部分的进出口金额和高新技术产品都是由三资企业完成，广东2005年1--7月份进出口总值是二千多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是1400多亿，民营企业是200多亿。如果外资因各种原因大举撤离，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地区将马上倒退。明白这一点，三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艰难和被人为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等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过低的劳动力价格、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保障的缺失等因素，使十几亿人口的国内消费需求却成为不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国内消费总额只占到GDP的55％，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左右。人口逐渐老化导致消费力下降更将使消费不断萎缩。对内靠投资对外靠出口，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大发动机将很难像现在这样活力四射、热情澎湃。
　　近几年火爆的房地产业使中国的城市报上了华丽的外衣，直观又直接地刺激了许多人对未来近乎膨胀的信心，但岁月不饶人，十至十五年后现今大批年近六旬拥有住房的老人过世所遗留的住宅将大量空置，因这批老人很多都受惠于计划经济的福利分房政策，基本上是人手一套，所遗留的房屋数量将十分庞大，如他们的孙子辈不嫌弃住旧房子，将会很幸福地不用似现今的青年人辛苦供房而有大把现房可住。股市的低迷、国家对外汇黄金市场的管制、超低的银行存款利率，使得房地产成为普通百姓投资保值的近乎唯一选择，据05年11月统计广州每百户居民拥有的房产是119套。但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和各种管制措施的逐步解除，相信不会太久就会有大量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抽身而出而投资于其他领域，正如前几年大量资金从股市中流出一样。特别是国家将开征物业税，房产所有人不论有无收益都必须交税，拥有多处房产的收租婆或投资者也许抓住的不是香饽饽而是烫手的山芋了。九十年代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失业白领将被迫抛售住房回流内地带走大量资金，这和现今的体力民工回流截然不同，当然也有很多人不会回流而靠失业金艰难度日。05年9月全国空置商品房面积达1.08亿平方米，按如此速度再累积十年将会是天文数字。近几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已超前消费了大量的未来需求，全国银行发放的个人房贷金额近三万亿元，背负几十万房屋按揭借款的“负翁”满大街都是，据称中国某些大城市居民的平均负债率已超过美国。如果因各种原因而出现业主大规模断供的局面，银行将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国家将被迫发行大量纸币来填补银行的坏帐，由此将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乃至金融危机。

    随着青壮年人口的不断减少、各种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条件和因素的消失、以及经济由高速发展转为平稳增长，供给过剩需求萎缩房地产价格将直线下跌（按收入比计算当今中国的房价是世界最高，有什么理由再高十五年），这种下跌既可能是绝对值的减少，正如现今上海房价的下跌，也可能是相对价值的贬值，也许现今需耗尽毕生积蓄的房产将来用十年积蓄就能买断。沿海地区现今下金蛋的房地产业将一蹶不振（现今很多倾三代人积蓄买房并负债累累的新新人类，你们将要肩负上要赡养四个老人下要抚养一二个小孩中间还要养活自己的重担，一旦房产缩水或遭遇经济危机天灾人祸，你们将何以生存！），大量下层工作岗位将减少，沿海和内地的下层民众的经济差距和收入将缩小，内地体力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将无利可图（广东的民工平均工资十年内名义上涨68元实际大幅下跌可为铁证，如果老板们大幅提高民工工资又将导致成本上升从而丧失竞争力）。交通便利（比如五年后开通武广高速铁路）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降低和货物周转的方便快捷，应该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的促进因素。二十多年来为沿海地区慷慨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又提供广阔市场的内陆地区终于快盼来了人员资金回流、产业转移的发展良机！
　　广东正大力实施的以汽车钢铁石化为龙头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产业调整和升级，必然不能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广东仍然将富有但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日本韩国等都已经走过了这样的道路。但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新兴产业将根本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将必然导致大量的劳动者失去工作，05年上半年深圳就出现了一次民营企业大规模的裁员行动。二十多年来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沿海地区将出现严重的人口过剩，现今很多人以为辛苦供了一套房子就能落地生根永享富贵的设想也许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内地劳动力在供给上将日益减少，农民就近打工将成为兼业的主流，很多专家学者所宣称的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几亿农民进城根本没有可能，其原因第一是国内资源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现今全国范围内的煤、油、电、水等基本资源全面紧张可为佐证；批错一个人多生几亿人，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本就是错误政策所导致的一个难堪的现状，以这样的远远超出环境能源承载能力的人口规模简单套用西方国家至多在一亿多人的人口规模上实施的城市化道路，基本上将会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第二是这个地球根本不可能消费容纳如此众多民工制造的产品，即使欧盟美国的工人全部失业也满足不了，现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反倾销被诉国就是证明；第三是中国农村已没有如此众多的富余劳动力，在现有的集体所有承包到户的土地制度下，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至少在南方省份很难实行，农业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教育滞后技能缺乏收入微薄等原因，现今三十岁以上进城打工的农民由民工转化为定居城市的产业工人或市民几无可能，至40岁或50岁以后仍然要回乡务农或成为城市流民。现今有些数据将七八人甚至十几个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的进城务工农民统计为城市化人口，简直就是欺世盗名。截止至2000年11月中国0—14岁的人口为28979万人，对应的农业人口按64％的比例计算约为18546万人，未来十五年内上亿年青农民进城定居或打工在客观上都无可能，否则谁来耕田种粮养活十五亿人！内地城镇的独生子女基本上更加不会成千上万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建立在大量农民进城定居基础上的城市房地产业将长盛不衰的判断过于乐观。或最多是进城农民贫民化而没有消费能力，现今全国四千多万失业又失地的进城农民贫民化可为铁证，我们需要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吗？
　　未经专业培训的体力民工在需求上将很难满足广东等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要求，新生代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性的觉醒，也使他们越来越难以接受精神和肉体都备受煎熬的打工生活，现今很多青少年宁愿失业也不愿打工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不从根本上改善民工的生存环境，依然强调要民工任劳任怨吃苦耐劳，依然把经济的发展基础建立在劳动者的血肉之躯上，这是可耻的奴隶主的思想和行为，必将被社会进步的巨轮碾个粉碎。供给和需求的同时压缩，必然导致孔雀麻雀大规模东南飞将丧失主客观的基础，现今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只会愈演愈烈（除非实行圈地运动式的土地私有化政策将农民赶进工厂，但这将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中国历代王朝无不因土地国有的均田制而兴土地私有的土地兼并而亡。毛主席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绝对英明，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到1958年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很多农民已经失去土地。笔者衷心盼望现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不要让千百万农民沦为生产线上的奴工），现今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区域将沦为经济废墟。产业转移加人口老化加劳动力衰减，外资出钱内地出人的低附加值加工出口型广东发展模式还能维持多久？外来人口是本地户籍人口数倍的东莞深圳还能保住现今的繁荣吗？明天的广东还能再养活一亿三千万人吗？
　　人口的变化导致国运兴衰在中国古代已有先例。唐朝人口从624年（唐高祖武德元年）的2274万人增加到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的8775万人，期间孕育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朝人口从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8490万增加到1805年（乾隆十六年）的33218万人，期间出现了康乾盛世。但随后唐朝却爆发了安史之乱，清朝开始了百年积弱，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的变化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此处不留爷，也许将会处处不留爷。十年前孔雀东南飞十年后西北回，二十年一个轮回，攒下的也许只有一套带不走也不知届时价值几何的房子，这会成为事实吗？
　　艰苦奋斗一生，到45岁却可能是房子没供完、小孩没长大、工作没着落，出门坐公车都要心疼那二元钱。
　　白领们，二十出头时嫌你没经验老板不要你，四十多岁时嫌你体衰多病老板炒了你，能够卖个好价钱的时光也就是十多年，也没有多少政治地位前途和经济就业保障，和体力民工又有多大区别呢？在资本面前，蓝领白领灰领统统都只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而己。从白领到脑力民工的转变，不过是资本取得的又一次小小胜利。如果我们还用计划经济的思维陶醉于大城市的户籍“鸟窝”高楼大厦白衬衣，还憧憬凤毛麟角的白手起家的神话会降临在自己头上，那就真应该好好看看《资本论》或中学政治课本了。
　　如果我们仍然听任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而无须承担人性道德及社会责任，仍然熟视无睹甚至齐声叫好先富阶层的炒人炒地炒楼炒医炒学，那么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和罪恶的论断，将是我们很多人的死亡证书。
　　我们的爷爷奶奶在翻身做主人的豪迈心情下为我们生产了五六个阿叔阿姨，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氛围下为我们准备了三四个兄弟姊妹，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可现在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利益至上效率第一，人多了就是负担人老了更是累赘。这就是我们七八十年代生人要偿还的上一辈的债，这就是未来中国一个解不开的结。
　　所以笔者现在虽三十有五还没有结婚，不希罕做什么新客家人，也不会为了那上不着天下不挨地的二居室去奋斗半生。
　　我绝不能在第四次浪潮中被淹死！

    在大学读书，不碰到一些极有个性的老师是不可能的。仅仅是一门随意选上的公选课：《哲学与社会》，就让我见识到了传说中复旦哲学系的功底：吴猛老师在这门课程中对整个社会学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做的极其出人意料而又具有逻辑的解释，让以前几乎不曾接触哲学的我有了一种“思维重构”的感觉。现在，为了撰写此课作为期末考试的论文，将老师下发的电子版讲义稍作整理一番。

        这门课程的开头对现代社会中的“哲学危机”和“自我”与“社会”进行了解读：现代社会之为现代社会，就在于社会从整体上讲体现出一种“现代性”，个体化趋势的增强和工具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哲学家们曾试图为个人的存在作出论证，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却表明，孤立的个人是无法得到证明的，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无法切断。在“社会”状态无法避免而个体化趋势又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如何保有“人之为人”的尊严，是哲学必须关注的。紧接着，先后着重论述了政治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社会哲学”。特别是其中后来“经济与社会”一讲，让我这个经济学的学生也是大开眼界。当然，这门课程中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非难，也并非都是站的住脚的，但也至少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看问题的角度：经济哲学。

 

“国家与市民社会” ——对政治学的哲学解读  

       在这一部分里，这门课程对在我们这个国家因袭已久，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独到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还这一哲学理论以本来面目，并点出了马克思思想在当今时代的意义：启示人们在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中实现人的自由和普遍性。

 

1.何谓“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有三种含义：（1）物质性的社会关系总和，与“政治国家”相对；（2）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相对；（3）市民自治的社会团体，与权力集团和物质利益集团相对。

三种意义中，第一种意义是根本性的，后二者是第一种意义的衍生。

2.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一到分离

古希腊并没有“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勉强用“物质国家”来指称与“政治国家”相对的那个社会层面。由于古希腊的公民生活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城邦”〈POLIS〉意为“政治社团”），因此政治国家与物质国家是合二为一的，也即国家与社会是统一的。

中世纪的贵族制尽管出现了新的社会因素，公民的范围比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要广泛得多，但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二者依然是统一的。生产性的农奴并没有使国家的政治性受到削弱，相反，由于作为中间阶层的贵族的存在，使得物质国家依然具有政治性。

文艺复兴以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开始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开始出现分裂，

2.近代思想家眼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A、英国哲学家洛克：市民社会高于国家（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

    B、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

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同托克维尔（法国哲学家）一样认识到了近代个体化趋势的困境，他所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直接针对这种困境：市民社会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所追逐的是自己的特殊利益，社会的普遍在他们心目中是没有位置的。要保障社会的普遍利益，只有依靠政治国家的力量。因此黑格尔哲学中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是国家的一个环节”），其实质就是要扬弃市民社会只重个人性的私利而不顾及社会普遍利益的性质。

3.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问题，或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人类解放）

黑格尔和洛克的思路虽然正相反对，但都是以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体主义为基本视域的。洛克的自由主义固然会走入困境之中（托克维尔所指出的：“民主的暴政”，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自由），黑格尔对国家甚至是君主的抬高也实在有违近代以来民主的趋势。

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对近代以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的判断。但同时马克思又批评黑格尔只是确认现实，而没有更深入地批判现实。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不是永恒的，这从二者的关系史就可以看出来。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其实质在于市民社会中的普遍性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实体性存在物与市民社会相对立，这就是市民社会的“异化”（异化就是疏远化，就是成为异己的，即本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的东西离自己而去）。这种异化状态造成了“政治国家的唯心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就是说，政治国家本来只是从市民社会中抽象出来的产物，但在现实中和黑格尔的哲学中却似乎成为高于市民社会的存在物；而市民社会则在将普遍性抽象出去后，完全成为一个“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敌人”的社会，恰似被夺去了灵魂的肉体。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相比较于封建社会而言，更多地体现的是政治平等，即所谓“政治解放”。“政治解放”在受到启蒙思想家们的热情讴歌之余，又被许多冷静的思想家所忧虑。一种忧虑是关于“民主的暴政”，如前所述。另一种忧虑是由马克思表达出来的。

马克思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人本身”即自由的、全面的人。在他看来，“政治解放”虽然使人们在形式上获得了平等，但却并未使人真正实现自我把握和自我控制，也就是说，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因为市民社会的人惟利是图，行动受到利益的驱动，这与动物受到本能的驱使而进行的活动类似，而这恰是不自由的表现。因此，“政治解放”还是不够的，它不能代替“人的解放”。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解放就是人的“犹太性”的消除。身为犹太人，马克思不可能蔑视自己的民族，但他清楚地看到犹太人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弱点，就是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上帝是金钱，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之后，犹太人的犹太性就成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属性。真正的社会解放就意味着消灭犹太性，恢复人的普遍性，使人成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人。

针对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德国，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特殊阶级都无力承担起这一彻底革命的使命；德国的市民阶级甚至承担不了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它总是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表现自己的宽大本质就表现了自己的狭隘本质。因此，在他看来，就当时德国的历史性而言，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反倒是不可能的；并且从这种不可能性中产生出彻底革命的可能性。而彻底的、人的高度的革命要想成为可能，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等级的市民社会等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平，而是一般的不公平，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他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因此，马克思之所以提出了无产阶级发动“社会革命”的方案，并不是如政治课本上所断章取义的那样。其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时无产阶级因“一无所有”而导致几乎没有既得利益，因而能够更加有力地推动实现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消除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从而改变现实，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所有人“普遍性”。这显然不是传统说教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革命”概念。在当时的欧洲，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带来了以平等为前提的民主，但这种“政治解放”却依然并没有体现人的尊严。“无产阶级革命”是马克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解决这一问题所提出的一个方案。现在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是现代社会的矛盾依然存在，那就是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冲突。在工具理性、资本力量挤压下，人类依然在“异化”。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哲学思想，仍然启示着现代人，寻找我们这个时代解决这一矛盾的新方案。

 

“经济学困境”、“私有财产”、“资本”——对经济学的哲学解读

在这一部分，这门课程有对经济学，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国家被视为官方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自己独到的解读：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追求人的本普遍性和自我实现的“经济哲学”，而非只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流派。

1. 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经济学的困境

从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 等，某种意义上包括马克思）、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瓦尔拉、门格尔、杰文斯、庇古、马歇尔 等），到凯恩斯主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萨缪尔森、曼昆 等）、货币主义等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经济”两者之间的选择密不可分。

经济学中自由放任原则与国家干预原则的博弈，与“经济人”假设是关联在一起。

所谓经济人，就是自利的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为后世的经济学定下经济人（自利的人）假设的基调。他的目的在于用这一假设的模型阐明市场能够自行调节经济达到平衡状态，从而排斥国家强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现经济领域的自由，争取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

斯密这一假定的着眼点是“人的解放”，但其实却只是“政治解放”即摆脱等级压迫、实现政治上的平等。在“经济人”假设下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并未实现彻底的解放，巨大的财富后面掩藏着巨大的不平等：资本等力量在“外部性”、“市场失效”等具体作用形式下不断将人异化。斯密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经济人假设却还是不断为后世所重复，并在工具理性作用下称为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2.私有财产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不是一个不可还原的起点；这个假设是有前提的，这就是私有财产。马克思对私有财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私有财产的来历：异化劳动

何谓异化劳动

马克思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进行了批判：后者由以出发的起点，是一个虚构的“自然状态”：人人平均的状态。而“现实”情况是，这种平等的状态是不存在的，商品社会、市场经济诞生于一个不平等的状态之下。人们“自利”而“利他”地交换产品，是以每个人拥有各自不同的私有财产为前提的。那问题就是：如果将私有财产界定为一个人或一部分人所拥有或占有的生产或社会资料的话，在私有财产出现之后，人就被区分为拥有私有财产和不拥有私有财产的人两个部分。进一步说，政治经济学家其实是悄悄地将私有财产的范围扩大了，即私有财产不仅指外在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指人所拥有的内在的劳动力。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只是出卖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工人”，而不是“人”，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但这样一来，亚当•斯密所追寻的“平等”、“自由”和“人的解放”就成为可疑的东西了。因此，如果政治经济学家有某种价值层面的关怀的话，这种关怀只能局限在有产者。

政治经济学家的另一个预设即劳动价值论（这也是现在中国官方教科书中的论点）也是以自然状态的人的劳动为前提的。但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悖论：既然商品的价值完全是由劳动者在劳动中创造的，也就是说价值是劳动者的创造力的体现，那么这一价值就应当完全归劳动者所有；然而现实情况是，工人只能获得工资，即只能获得弥补他的劳动力。所以，“无差别的”创造价值的人类劳动，只能是“抽象劳动”。

马克思关注的是真正的、全人类的解放，因此他要求将目光从表面上是假想的、实际上是虚伪的“自然状态”的预设中摆脱出来，直面现实。也就是说，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纯然假想的“自然状态”下，是非现实的。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引入“劳动价值论”，目的在于由此推出这种“非现实”理论下的悖论，从而对其作出积极的否定。

马克思所面对的现实，就是现代性条件下的劳动与劳动者。

现实是，劳动者所进行的劳动不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而是异化的劳动，就是说，这种劳动的结果、过程虽然是由劳动者所带来的，但却不受劳动者自身的控制。

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异化劳动有四种形式：

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在劳动中将自己的主体性印记打在了劳动产品上，自己的生命本质凝结为产品本身。但在现实的劳动中，这种体现了劳动者主体性和生命本质的产品却在出现之后马上与劳动者分离；它不仅不再属于劳动者，甚至与劳动者相对立。

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是劳动者自身的活动，但现实的劳动却体现为从外界强加给劳动者、劳动者自身无法把握的过程。不仅劳动的过程不能由劳动者控制，就连是否进入劳动过程都不是由劳动者自己决定的。

上述两种是异化劳动的基本形式。从中可以得出另外两种异化劳动形式。

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劳动首先是人的生命活动。但只是从生命活动这个角度来看待劳动还是不够的，因为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命活动即维持自己生命的活动——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区别就在于，人的劳动体现了人所具有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被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称之为“类本质”。人的类本质（或者说，人是类的存在物）即人的普遍性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人以普遍性为原则进行认识活动，追求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人的劳动对象不限于某些自然物，而是整个自然界；人能够将具有普遍性的原则（数学的原则、物理学的原则以及伦理的原则等等）体现在劳动中。但在现代性条件的劳动中，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甚至劳动过程相分离，从而使自身与普遍性原则相分离，这样，展示人的类本质（普遍性）的劳动就只成为谋生活动。而这样，劳动就与动物出自本能的生命活动没有什么区别了。

人与人的异化。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与劳动者成为异己的，必定带来一个问题：这些离劳动者而去者归于何处？不可能是大自然，也不可能是神，而只能是人，另一部分人。这样，人就被区分为劳动者和劳动的控制者。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被称为工人；劳动的控制者则积累劳动（积累的劳动就是资本），可被称为资本家。这样，就出现了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

私有财产的产生

异化劳动使得劳动产品离开劳动者而属于另外一个或一部分人，私有财产由此产生。

私有财产的“问题”

A、造出一个异己的对象

在私有制下，“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B、人的丰富性被片面性所代替

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为了生存而劳动，资本家为了获利而积累劳动，人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无法体现，相反，对利益的追逐代替了其他。人的需要被降至动物的水平。

C、造成人的 “堕落”

如果说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谋生活动，人成为和其他动物没什么不同的另一种动物的话，那么，就是拿的逐利活动和动物的本能活动相比，人也是堕落的。为了获利或谋生，“每个人都指望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性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

 

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现阶段无法消除私有财产的本质原因）

       A、私有财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形式。

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也就是说，人与他物互为对象且必须互为对象。其他物虽也是对象性存在物，但只有人能在劳动中证实这一点，也就是在劳动中能观照到自己的本质力量。现实的劳动虽是异化劳动，只能将本质力量体现在对象（劳动产品）中却无法将其收回，但毕竟其结果即私有财产中体现并证实了人所具有的力量。

B、私有财产的作用：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马克思区分了三种“共产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均贫富）；政治性的共产主义（只追求政治上绝对民主）；社会的共产主义。第一种观点根本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只是人的粗陋的欲望的普遍化而已；第二种观点虽将共产主义看作人的本质的复归，但却完全忽视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因而实际上陷入空想；只有第三种观点才将共产主义同时视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

“社会的”共产主义所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失去了私有财产所带来的狭隘性质而具有了普遍性即社会性，每个人为别人的存在同是就是别人为他的存在，反之亦然；在“社会的”人诞生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将随之成为和谐的关系，这样，真正的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真正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

私有财产对于共产主义即人的本质的复归的积极意义在于：（一）私有财产为人创造了一个对象世界，使人的本质力量成为现实，人能够以此为中介、在这个世界中全面地肯定自己；（二）以私有财产为主要形式的对象世界由于以人的本质力量为内涵，因此对于体现人与外界的关系的“感觉”（广义的感觉，不仅指五官的感觉、而且指“精神感觉”和“实践感觉”如意志和爱等等）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缺少了这个环节，人的感觉将不具有成为“人”的感觉的条件，而私有财产一旦被积极地扬弃，自然界将成为“人”化的自然界，此时“人”的感觉也将形成，就是说，人在异化了的本质力量即私有财产中，能够形成把握自己的力量。

3.商品、货币与资本

现代社会个体性倾向的增强，一方面使人们以私有财产的形式创造一个异己的世界，另一方面这个异己的世界由于具有内在的矛盾而趋于自行瓦解。

    商品：

(1)产品成为商品

(2)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A、使用价值体现了商品的自然属性（特殊性）

B、交换价值体现了商品的社会属性（普遍性）

(3)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货币的产生

买者需要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关注的是具体的商品；而卖者需要利用商品的交换价值，因而关注的是商品中的社会性。随着交往的扩大，解决二者矛盾途径就是交换价值物化为货币。

货币：物化了的商品的交换价值。

(1)货币的权力：货币是物化了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或商品中的社会性，“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互相冲突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取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货币章》）

(2)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3)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矛盾：储藏手段

资本：

（1）对资本的界定

A、就其产生根源来说，资本是货币成为储藏手段的结果；

B、就其性质说，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C、就其内容说，资本是能够增殖的价值。

（2）资本消亡的逻辑必然性(不同于政治课本中“两个必然”的论述)

A、资本的条件：a.雇佣劳动 b.生产资料

B、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力，支付工资)与不变资本(购买生产资料)的矛盾: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所占比率）提高的趋势导致工资（劳动收入）购买力下降

C、相对过剩人口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总而言之，所谓“资本必然消亡”既不是政治说教，也不是历史现实，而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结果。“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消亡”后的一种社会方案。

 

以上就是这门课程所用讲义电子版的节选。尽管其中部分内容大可商榷、质疑，却仍不失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全新解读：哲学，与社会学科的关系可谓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