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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和一位朋友吃饭，席间谈到统计推断，他就问我，“你们统计就怎么能知道未知的东西呢？或者你们怎么能确定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为百分之多少呢？”

      　　

这位朋友来自一家基金公司，比我大十岁，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计算机专业出身，但现在对统计也有很强烈的兴趣，觉得统计很神奇。他提的这个问题，在外专业的人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一个质疑，而作为学统计的人来说，恐怕都没怎么认真想过，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教科书大多都是从分布和统计量讲起，而不是从实例中开始的——有了正态分布，我们便拿着各式各样的统计量打天下（这话不太严谨），而不再考虑从数学到现实生活的更细致的“映射”。

      　　

其实，在吃饭之前我和他见面时我就和他开了个玩笑：当时我从明德楼这边步行到东门，出发时发短信告诉他我需要8分半钟到达让他稍等（我很少让人稍等5分钟或10分钟或15分钟这样的“整数”时间），他给我回了一句，“置信区间是多少？”那时我已经走到中区水穿石咖啡厅了，时间已经过了大约6分钟，我有把握2分钟走到东门，于是回复“95%置信区间为7分半到9分钟”。后来确实也就用了不到8分钟走到了。

      　　

当然，这则小故事在统计上来说，仅仅是玩笑话，我也没有什么统计量，没有分布，置信区间也是随口乱说的。若我真要得到我到达东门的时间分布，那我得一遍遍从西门走到东门，当走的遍数无穷大时，我就可以用经验分布逼近真实分布了（从而真正得到一个统计意义上的置信区间），而那时，我恐怕已经累死在校园里了。

      　　

为什么这篇文章的标题要突出“惴惴不安”？其实也是自己平时对统计学一些方法反思的“恶果”，有时候想想，甚至觉得学统计的人都该冷汗直冒、背脊发凉，即使是统计史上的名家、大家、祖师爷的贡献，仔细想想也仍然觉得甚为不安。

      　　

我们先看最简单的一个例子：t检验。我想只要是个学统计的必然都知道这个检验，它是用来检验位置参数的，比如单个样本的均值是否为0，两样本的均值是否无差异，等等。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线索：t检验需要t统计量，而t统计量的来历是独立的正态随机变量与卡方随机变量平方根之商（卡方要除以自己的自由度），实际应用中，这里的分母往往就是样本标准差。在t分布被Gosset发表之前，人们往往只能用总体标准差作为分布构造标准正态随机变量来做检验和估计，Gosset的t分布伟大贡献在于，我们可以用可知的样本标准差替换不可知的总体标准差而且构造t统计量，这下就让人放心多了，因为我们总是畏惧未知的总体（或者未知的参数），而且在小样本情况下更为畏惧——样本量太少我们就更不敢对总体标准差作出估计。

      　　

Gosset的确帮助我们解决了个大麻烦，然而t检验仍然要假设总体服从正态分布，这个麻烦可不好解决。可能马上就会有人说，分布也是可以检验的啊。没错，是可以检验，比如著名的KS检验；问题就在于，统计分布检验的备择假设太大，我们做假设检验只能有把握得出“样本不服从某种分布”，而不能说“根据检验，样本服从某种分布”：因为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可以控制，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只有鬼才知道（不干鬼的事，鬼也许也不知道）。

      　　

第二个例子我想稍微说一点关于抽样调查中的统计推断，这里面的统计推断往往比较简单，大致原理就是用样本均值估计总体均值，样本方差估计总体方差，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这些估计量往往都是无偏估计，不妨仔细想想“无偏”的意思：期望等于真值；注意不是估计量等于真值，那期望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期望就是一个随机变量按照它的分布不停地变变变，变了无数次之后我们看它在“平均”意义下取值为多少，当然抽样工作不可能一遍一遍无穷做下去，我们一般仅有一次抽样，得到的估计量也就只有一个值，这一个孤零零的估计值，到底离真实值有多远？只能再去问问鬼。此时可能又有人会说，我们不是还有方差吗？不是可以做置信区间的估计吗？没错，书上都是这么写的。方差有什么用呢？书上说了，方差是度量离散程度的，试着想一下，告诉你一个随机变量均值为100，方差为1000，你能想出所谓的“离散程度”是怎样的吗？恐怕也难以想象，所以除非方差为零，否则我一向觉得它在描述统计中并没多大实际意义（它的确是刻画离散程度的，但怎样叫大怎样叫小？没有标准）。再看置信区间，要谈置信区间一般也就不可避免要用到分布，于是假设条件又来了，一方面是总体独立同分布，另一方面样本量足够大，这样才能根据中心极限定理构造正态分布随机变量。显然，两个问题来了：抽样能保证独立同分布吗？怎样的样本量才算作大？又是不好回答的问题。例如分层和整群抽样，很能让人怀疑样本的独立性；而大样本的问题，从数理统计角度（中心极限定理）来看，必须是样本量趋于无穷，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若样本量趋于无穷了，那我们还抽什么样？

      　　

我曾看过的抽样类教科书中对于中心极限定理究竟是如何连接数理统计和抽样这个问题都描述得非常模糊，甚至只字不提，直接就用了正态分布作推断。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想了很久才基本上搞明白，此前被教科书上的一个颇具误导性的例子牵着鼻子走错了路，因此一直迷惑不解。统计的书上经常用抛硬币或掷色子作为例子，比如一本抽样技术书上就用两次掷色子求均值作为抽样的例子，说明抽样均值的“正态性”。其实这样的例子只能说明抽样均值服从某种对称分布，即使这种结论也是在特定环境下得出的：因为总体分布是对称的。2个样本点肯定是很少的，但结果看起来确实像正态分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图 1抽样均值的分布为正态分布？（略，详见附件）

      　　

实际上，若先不追究中心极限定理，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模拟来说明问题。比如下面的代码是从自由度为4的卡方分布随机数中抽取样本量为2的样本点，求均值并作密度曲线图，如图1，上面是总体分布，下面是抽样均值的分布，其中虚线为按照样本计算估计的正态分布密度曲线。显然从一个非对称分布中抽取小样本得到的均值也是非对称的，那么就更不会是正态分布了。

                  par(mar = c(4, 4, 3, 1), mfrow = c(2, 1))
                  x = seq(0, 10, 0.05)
                  plot(x, dchisq(x, 4), ylab = "Density", type = "l",
                  　ylim = c(0, 0.3), main = expression("Distribution of " ~
                  　　chi^2 ~ (4)))
                  pop = rchisq(100, 4)
                  smpl = replicate(200, mean(sample(pop, 2)))
                  plot(density(smpl), xlab = expression(bar(x)), ylab =
                  "Density",
                  　type = "l", ylim = c(0, 0.3), main = expression("Distribution
                  of " ~
                  　　bar(x)))
                  lines(x, dnorm(x, mean(smpl), sd(smpl)), lty = 2)

 

      　　

抽样均值在样本量充分大的时候才会趋近正态分布，在上面的模拟中我们只需要把样本量增大一些（第7行），比如改成30或50，结果就和正态分布比较接近了。关于抽样均值的极限分布证明也不太困难，不妨参见茆诗松、王静龙等编著的《高等数理统计》。总之，数理统计中的“大样本”在抽样中指的就是样本量要大，而不是某些书上模糊提到的要大（尽管听起来还挺有道理）。

      　　

最后再谈一点感受，就是上研究生之后通过对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方法的反思回头再看以往长期学习的经典统计方法，有时也是背脊发凉。原因在于两种建模思想的碰撞：数据建模和算法建模。众所周知，传统统计方法基本上都是基于某种特定的模型去做拟合，然后根据分布构造一系列的统计量作估计和检验，这就是数据建模的思路；而算法建模则是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明显特征，我们并不关心自变量和因变量在模型的“黑箱子”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只关心在黑箱子中走了一遍之后“产出”是否正确，或者换句话说，预测的正确率如何，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领域中（尤其是后者），我们很少听闻“统计量”或是“估计”、“检验”之类的经典统计学术语，我们追求好的算法，让这种（些）算法既能很好拟合数据，又不失一般性或推广性。

      　　

2001年Leo Breiman在Statistical 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Statistical Modeling: The Two Cultures"同样让我读得冷汗直冒，因为算法建模的优势不可否认——我们可以说它是实用主义的或者功利的。评判模型的好坏，除了“拟合得好”和“具有好的推广性”两个原则还有什么呢？想想似乎确实没有了。那么我们费了那么多精力、研究了那么多年的经典统计学就要被机器学习打败了？听起来的确是一件令人惶恐的事情。

      　　

后来，也渐渐想明白了。统计也并不是那么功利的学科，固然拟合和预测都是很重要的，但还有一方面，就是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多元、时序等），它同样也是统计学一向重视的，这一点也导致统计学能在各个学科中广泛应用，而这恰恰是机器学习几乎完全忽略的。看样子天下又可以太平了，然而……

      　　

Leo Breiman在那篇文章中批评的一点都不错：“你怎么知道模型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三次跑去问鬼吧）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所观察到的一些国内统计应用情况是，作者们普遍只使用一种模型来得出结论，而缺乏多种对比，尤其是现在热得不得了的结构方程模型（为什么A影响B却不影响C），若用Leo的问题质问起来，恐怕很多文章都得倒下去。

      　　

其实，关于统计模型的这种质疑，也不是机器学习出现后才开始有的，以前看Gujarati的"Basic Econometrics"一书，曾经读到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Economists' search for "truth" has over the years given rise
                  to the view that economists are people searching in a dark
                  room for a non-existent black cat; econometricians are
                  regularly accused of finding one.
                  　　　　-- Peter Kennedy, A Guide to Econometrics, 3d ed.,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92, p.82

 

      　　

经济学家们“在一间黑屋子里找一只本不存在的黑色的猫”，而计量经济学家往往会宣称他们找到了一只这样的猫。听起来很可笑，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何尝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如此种种惴惴不安，迫使我并不急于追求新奇的模型方法，而是在统计与现实的对应（或者说“映射”）上下功夫，我要弄清楚的是，究竟我们有多大把握使用统计模型，以及数学公式究竟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统计的任务，并不是拿着模型去忽悠别人，虽然目前看来，忽悠还是比较容易的。脑子里有一些惴惴不安，才能促进我们对问题更深刻的理解。谁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

 

    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从CCER毕业的学生都能对林毅夫教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很自信地从容道来，就像每一个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都会对人力资本、理性预期稔熟在胸一样。作为林老师众多学生当中的一个，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林老师的思想观点与方法论已完全了然于心，以致于为了赶作业而没有去听林老师前年冬天在芝大的演讲。现在想来，我的这种“自负”大概是因为自己曾在林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和《发展经济学研讨课》成绩还算不错；大概也是因为自己曾采用林老师英文版的《中国的奇迹》作为教材为本科生主讲过一学期《中国经济专题》的课程；大概还是因为曾花了较长的时间向林老师、鞠建东老师学习合作写论文。就连我的经济学启蒙恩师、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在书评中都说对“毅夫”的观点熟悉得同意得“下笔甚难”，更何况作为林老师嫡传弟子的我。

然而从中心毕业整整两年以后，当我翻开林老师赠送的图文并茂的《论经济学方法》和《论经济发展战略》两本书时，就立即被这套系列丛书的“总序” 所深深吸引，特别是其中关于林老师从芝大求学以来20年研究心路的自述。也许部分地因为林老师当年在芝大求学四年也就住在这同一栋国际公寓里的缘故吧，马上就要进入三年级开始独立研究的我，读着读着便有一种身临其境般的感觉。呀，原来林老师自己当年博士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也是“以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为出发点来考察中国的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不这样了呢？为什么现在有不少中国学生数理功底很不错可却写不出好的论文，我自己的一篇关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投稿不久前也被一家国际杂志用三篇很长的审稿报告给“枪毙”了，而林老师AER和JPE的那两篇数学并不复杂的论文却会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经典文献？林老师做研究写论文的“核心硬技能”是什么呢？为什么林老师的《中国的奇迹.》会被翻译成六七种语言自动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经典教材？显然林老师的一贯分析工具就是我在Gary Becker和 Kevin Murphy 两位教授的ECON 301 上所学的芝加哥独特的经典价格理论，林老师的很多时事政策分析隐约间好像也是Milton Friedman教授开创的那种应用价格理论导向宏观政策分析的“拳路”，可是为什么林老师会得出与主流理论不一样的结论呢？芝加哥那么多价格理论的宗师都说激进改革比渐进改革好，企业私有化是唯一出路，而林老师居然会不同意，“胆子”可真大。看着这里很多workshop上演讲者被台下的教授们批得体无完肤的尴尬相，我心里不禁要问林老师这种学术自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在我心中又岂止曾徘徊过十次！然而这个暑假马上开始要写 ” second year paper ” ，真的要正式从过去的GPA崇拜的课堂学习“转型”到Publication 崇拜的独立研究，我是应该系统地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发展战略”，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可千万别闯进

了没有“自生能力”的研究歧路。不止我，还有很多很多同学急切地阅读《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丛书，大概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吧。在重温林老师的这些《对话》时，在芝大求学的这两年的点点滴滴也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涌现，这才发现以前我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林老师的一些话。这里就不揣浅陋地结合自己在芝大的学习感触和同学们聊一聊我的读后感吧。

价格理论与数学建模

在中心的毕业生中，我大概是属于那种数理倾向比较严重的一类，对经济学中一个个美轮美奂的经典模型痴迷地有些“顽固不化”，要是在自己的论文里突然发现能用上一条在实变函数课上学到的定理会兴奋地跳起来，套用 Ariel Rubinstein教授在2004年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主席演讲的最后一句话“这真是太美了！不是么？”通观来自印度，欧洲，拉美，日本，甚至土耳其等非美国本土的主流学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大师，有几个人不是数理建模的高手并以此出道的？为此我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辩论，但只限于在好朋友之间。辩到激烈处，我颇为“撒泼”地来一句：“你说的这些基本上也都是林老师和我说过的。”然后再不无炫耀地引经据典地搬出一大堆诺贝尔奖得主的方法论自述，从他们的生日开始讲起。基本上每一次结果都是我的好朋友们看我“蛮横”的样子无奈地笑着摇摇头不说话了，可过了几天又开始和我辩论。林老师和中心的其他好几位老师，包括复旦的韦森老师对我的顽固与“不悟”倒没有绝望，苦口婆心地一再提诫我更要重视经济学思想本身与实证研究。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是很有保留意见的。

然而在芝大上了两年课以后，我才慢慢地更能体会到林老师在《论经济学方法》中提到的很多观点。在上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时，我就被深深地震动了。ECON 301 的价格理论I课的每周作业是Becker教授和 Murphy教授各出一道长题，题目中用文字交待一些经济学问题或者社会现象的背景知识，从恐怖主义到健康问题，从国际贸易到贩毒和住房问题，从投资到经济增长，什么都有，然后接二连三地问一堆问题。每个周二傍晚出题，当周周五上午交作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完成作业而熬夜就是第二次作业的那个周四。怎样分析这些现象，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完全由自己选择分析方法，而我总想把问题抽象成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求解，取怎么样的假设显然也得完全由自己定夺。可是经常是好不容易使建好的模型能回答第一个小问题a，突然发现很难再用这个模型来回答第二个小问题b，不是求不出解析解就是出现太多不合理的多重解。只好回头修改我的模型，然后不得不再另加一些技术性假设，当然需要再配上为何作如此取舍的经济学理由。如此反反复复，最终发现窗外已经发白，而自己却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求解问题f时出现的那12条非线性方程和12个未知变量，心灰意冷地继续写道“假定这个系统的解是存在的并且是唯一的，那么。。。。。。”。我将近25页的作业发下来，10分我只得了3.7分，助教的批语是我采用的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型的效用函数，而忽略了分析non-homothetic 偏好这一重要情况。于是我“耿耿于怀”地去仔细对照那将近20页的标准答案。读完后我真的完全惊呆了：真没想到这么一个个二维平面分析图会那么厉害，所给的分析全是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变相综合，所用的也全是诸如正常商品（normal goods）这样的通常假设，没有太“漂亮”的数学，但是在逻辑上分析的明显要比我的模型完整的多、严密的多、深入的多、也更加具有一般性。虽然我的数学建模能力属于菜鸟级别而且时间太紧了，但是对比之下，我突然深深地觉得有些领悟了真正的价格理论的美感和经济学直觉的巨大力量，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

其实回头想想第一次读林老师《中国的奇迹》的情形，我是花了一整天就读完了，当时心中最大的感触是这本书逻辑上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让人中途欲罢不能，完全可以归纳为一个逆向递归的动态优化的数学结构，这在我所读过的中文经济学著作中是多么稀罕和久违的感受啊。现在才意识到这原来竟是一本林老师他们自己给自己出的ECON 301的作业然后运用价格理论进行分析的习题答案！！亲自比较和欣赏过由价格理论的真正旷世高手所作的缜密分析之美后，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在国内林老师包括张五常教授总是那么推崇价格理论 ，那么强调“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替代）效应”！《对话》系列中林老师在回答学生关于经济学分析语言的提问时说道“我认为（文字）语言也可以很严谨，只是大部分人用得不严谨。标准都是一样的，无论用文字语言还是数学，都要求内部逻辑一致，一环扣一环，而且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又说到“数学的严谨性（rigorousness）和有用性（relevance）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对此，以前我只是在原则上同意，现在则是从心坎儿里认同了。大概国内还有不少人想当然的误以为价格理论就是散发着芝加哥古董气味的杂文式的那种毫无数学难度的落后文字叙述呢。在我们国内像林老师这样真正在价格理论上很有造诣并能将之运用到严格的学术分析中去并在世界顶级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家实在太少了，因此能够有幸真正认识到价格理论这门既玄乎却又真实的“内功”力量的学生实在太少了，至少以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来看，这大概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国内学生“自选择”地那么规避和反感非数学语言的分析而多少有些盲目地倾向于数理模型了。在上Chiappori教授的价格理论III时，这位能弹一手好钢琴的数理实证都很过硬的法国经济学家有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经济学推理往往要比数学推理难得多也挑战的多，因为后者在进行过程中只依赖于数学运算法则，而前者则需要深厚的经济学直觉以辨别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经济力量。

林老师在《对话》中特别强调经济学直觉的培养，并提到芝大的老师们对于这方面训练高度重视 。这实在千真万确，即便是很数理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太让我惊讶了。很清楚记得价格理论II的Phil Reny教授在运用Brower不动点定理证明纳什均衡存在性的时候，有个学生提问说你给了我这样一个函数我再用不动点定理当然很容易，可是这个函数到底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呢？结果Reny教授当场就用完全直觉性的经济学语言解释这个复杂无比的函数的构建过程，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也一向喜欢宏观。收入理论I的Fernando Alvarez教授是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Prescott教授的高徒，明大一年级博士课程中实分析和泛函是必修课，数理要求之高是出了名的。可是我真没想到Alvarez教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The intuition behind this equation is …” ,考试的时候也是出这样的题，要求对运算结果给出经济学直觉解释。Casey Mulligan 教授给我们上收入理论II，他是个只花了两年时间就获得芝大经济学博士的神话人物之一，他认为Friedman的《消费函数研究》一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经济学著作，特别重视实证检验现有经济学理论，其分析理路竟然也是价格理论！在第一节课上，他在屏幕上给我们演示了一只可爱的玩具猴子，问我们：“Is this a model or a real monkey? ”  然后继续说我们需要这个模型，因为它的好处在于易得，给小孩子玩的时候没有危险性等等，既然是模型，我们就需要抽象掉一些对我们目的来说并不重要的东西，然后指了指这个玩具猴子的某个部位，我们大家哄堂大笑。你说，老师这样教我们，我们怎么会忘记模型与现实的异同点和建模的原则呢?

“从具体问题出发”的研究导向

深深陶醉于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等诺奖大师的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公理化的美感之中，我曾经很纳闷林老师为什么总是那么坚持“以具体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论，也一直琢磨着为什么年逾七旬的Becker教授每个星期都能自己想出一道数学上看似“简单”却把我们所有人都折磨得半死的新问题，现在回头看看ECON 301的习题风格，就已经使我悟出一些道理。Steven Levitt教授说经济学家的工具箱里所装的分析工具已经非常五花八门了，但是研究的有趣的问题往往少得可怜。哈佛的Edward Glaeser教授和Murphy教授两人都是Becker教授的高足，前者与Daron  Acemoglu和And r ei Shleifer是当今发文章速度最快的三个年轻经济学家，这些明星们似乎有写不完的题目与超人的分析写作速度，让我实在不得不相信他们的确都已练就了一套林老师所说的那种“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真功夫。我是实在太想学学这套硬功夫了，但是这又岂是一项易学的外家拳脚！下学期我受宠若惊地应邀给Becker 和 Murphy 当TA, 说实话这要比起其它的数理技术要求较强的课程的TA远远地更让我心里觉得没有底。于是现在暑假里便常常读Becker教授的专栏文章，这才明白ECON 301题目的背后原来是蕴含着他长达20年的为《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当特邀专栏作家的捕捉问题的经验，更不必说说他超过半个世纪的价格理论“内功”修为了。即便如此，最近听以前的TA说，Becker 教授和Murphy教授自己也承认，每周出一道题对他们来讲也是很费脑筋的。我心里终于有了一丝的平衡感。

林老师“语录”中有一句话：与接近制度稳态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的、重要的，且未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出现，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座“金矿”。我现在也深信自己脑海里永远都走不出中国经济的背景，在Lucas教授的经济增长课上讨论中，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就讲到中国的制度背景，在写论文的时候一联系到现实经济也必然是中国的问题。撇开纯理论研究不说，以我个人愚见，在做中国问题方面无论哪个分支都要求对现实经济与制度结构的良好把握， 而在做应用微观研究特别是微观劳动力经济学研究时，中国经济学家优势似乎更加明显，因为在分析方法上似乎这并不需要花大力气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需要的主要是对制度中性的计量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以及数据收集与整理问题。而在做宏观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虽然现在国际比较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如何将从本国的特殊现象中归纳出好问题并正式地表达出来，在方法上显然更具有挑战性，拉美、印度和欧洲的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为此做过很多努力，成功的似乎并不多。所以，虽然听起来好象林老师的“从具体问题出发导向”的方法更容易直接上手，我自己的感觉是对不同经济学分支从技术难度和要求上来说是有挺大差异的。国内有很多同学和学者，包括不少CCER的毕业生，经常把林老师的“从经济现象出发提出问题”的方法论完全简单等同于“放弃数理建模 ”  或者“放弃理论研究”，我认为这也是对林老师的严重误解。事实上，在《对话》中以及平时授课中，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学生数学训练的必要性，林老师都一直非常强调，他批评的只是主流学界“盲目迷信权威和为数学而数学”的倾向。林老师还认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形式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方法规范化然而经济学内容贫瘠化的必然结果之一，而当今的中国经济学界在规范化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个人觉得国内目前在理论经济学方面，若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相比，其实真正有能力“滥用数学”的人恐怕要比没有能力“使用数学、欣赏数学模型”却又盲目拼命抵制数学的人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不能走极端，重视现实问题思考的同时也应该加强数学训练。 

 其实“从具体问题出发”的研究导向，林老师更想强调的是理论的开创性问题而不是技术上的易处理性问题。林老师在《对话》中说，经济学发展史上有很多结构很优美的而且也曾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模型和理论被不断地摒弃和推翻，基本上决不是因为这些模型内部逻辑上不自洽，而是因为这些模型与理论没有能足够好地解释一些新出现的重要现象。来芝大学习以后渐渐亲眼看到有很多像Townsend教授、Hansen教授等理论经济学大家对于实证问题极其重视的态度，因此对这一点我也越来越认同了。以前，我总是觉得经济学纯理论的使命就是提供逻辑思维的参照系，就像理论物理学模型一样，既然只是参照系，做逻辑推理时就不一定非要总考虑着对应到现实，那样不是太碍手碍脚了么。说不定理论突进的速度会在某些时点上超越现实的发展速度呢，就像有个诺奖得主给过的比喻：一万年的时间在现实中是多么的漫长，可是在人脑中对这个时间长度的跨越只需要不到几秒钟就能完成了。在自然科学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固然有很多，即便是经济学中“欧元”与“期货市场”不也是因为先有几个诺奖得主的理论而后才从现实中构造出来的么。这是演绎思维的魅力。

我觉得，如果说博弈论以及高度相关的机制设计和契约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甚至计量理论等纯理论研究中的演绎推理倾向于逻辑上工具理性的先验主义的话，那么“从具体问题出发”则更像是一种归纳思维的经验主义，就更像很多实验物理学家的工作。如果是以此为基础来构造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学新的理论而不只是解释个别现象的假说，我想这似乎就更需要敏锐的类比能力，良好的概括能力以及大胆的想象力，就像Akerlof和Stiglitz等人将不对称信息引入经济学、凯恩斯创立革命性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体系那样 。林老师很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本体就是“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现有的理论模型本身，这也是为什么他经常引用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并主张研究者心中要“常无”。林老师还特别倡导研究中国问题的潜在重要性，这不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林老师根据自己亲身对中国经济问题和政策以及对经济学科学发展史的长期研究，坚信中国经济问题有很多新颖之处和特殊动态，并且相信中国经济最终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所以其经济问题也会成为国际性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则主要取决于所研究和解释的现象和问题的重要性。这正是林老师主张在研究“规范化”的前提条件下要“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根本原因。这些观点有很多经济学家赞成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不完全赞同 ，但我坚信这些都是林老师从事严肃科学研究后得出的因而自己也全心信奉的结论，而且作为林老师的弟子，我个人还觉得林老师的这一系列“内部逻辑一致”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内生于” 林老师本人在所有经济学家当中乃至在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种少有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舍我其谁”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尊重但不迷信现有理论和权威、坚持己见

林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在《论经济发展战略》等书中提到的很多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界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林老师总是很自信，在芝大的纪念D·盖尔·约翰逊讲座的首场演讲以及无数其他国际性的研讨会上舌战群儒，在国内也会与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代表性经济学家进行学术辩论。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些学者仅仅是因为林老师的观点与主流意识 不一样就引经据典地批判林老师的观点，恰恰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让我都感到很遗憾甚至偶尔还很气愤。林老师曾多次严正指出的“不能用一个经济学理论去推翻另一个经济学理论，只要内部逻辑自洽，只能用该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强弱来判定，比如运用计量方法来量化现有理论假说的推论与现实数据的拟合度”，这和Friedman的“假设无关性”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我觉得，不尊重现有的理论和权威是无知和狂妄的表现，但是依据自己规范和严谨的研究，敢于在权威面前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坚持己见则是需要惊人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自信力，是令人敬佩的品质。在这一点上我真得很佩服林老师，也是需要学习的地方。《对话》中也有学生问林老师如何将自己的学说融进主流的问题。事实上，别人不说，单说那些在芝大毕业或任教的很多诺奖得主的观点，现在看来都已经是毫无疑问成了经济学主流，但实际上我仔细一想，Friedman、Becker、Lucas, Simon, Buchanan, Stigler，Markovitz，Schultz, Mundell，Coase，Prescott 等等，他们哪一个不是从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搏斗中奋力冲杀出来的？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创立了贝叶斯计量经济学并担任过美国统计协会主席的Arnold Zellner 教授 ，我相信他是很有可能拿诺贝尔奖的。他给我们上实证分析I的时候总是提到贝叶斯经济学在主流计量经济学界遇到的阻力以及他与别人的论战。他也是林老师当年的授课老师。这样一想，芝大有很多权威也有很多离经叛道的人，并且他们经常是同一个人。林老师在《对话》中叮嘱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要跟着主流意见人云亦云”，现在想想真是中肯之至啊，因为这对于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常常反而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了！大概在这一点上林老师也深受他在芝大的老师们的影响吧，我猜。

与老师对话、辩论演讲、与TA

  

 我是个喜欢和老师对话的学生。到了CCER以后，我以只有当学生才有的“特权”几乎闯遍了所有老师的办公室去“对话”,学到了很多很多课堂上学不到或者没学透的东西。中心的老师大都喜欢与学生对话，而其中林老师无疑是最愿意与学生对话的老师了。课前课后自不必多说，研究生们的发展与转型经济学workshop， 理论宏观workshop，中心研究生学刊的workshop，林老师虽然极忙，但总是一脸笑容地尽量抽时间参加学生的各种学术活动，大家也总是围着林老师问个不休，结果不知不觉到半夜了，林老师就请我们学生去边吃夜宵边接着对话。有次下大雨可还是所有的研究生都主动来参加“对话”， 林老师看到了很高兴，掏出钱包对我说“王勇，你去给大家买一些棒冰来吃。”林老师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虽然不是当着我们的面说，但大家觉得林老师都说我们是“天下英才”了，于是就很兴奋地更想“与林老师对话”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家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在国内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地方的研究生会像我们这样幸运了。《与林老师对话》只不过收藏了的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不必再去赘述这种师生对话能如何教学相长、使我们学生学习地更加主动，有针对性云云。单就培养学生研究与思考的兴趣以及自信力，提高学术辩论能力，训练竞争思维速度就很值得大力提倡了。尽管师徒辩论的教育形式古已有之，但是在国内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不多见。刚到芝大上课，我发现这里的老师上课有一个共同点：喜欢邀请学生问问题。经常是开始上课前老师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么？”讲着讲着又满怀期待地问一句。要是学生不问，老师就会反过来问学生问题。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老师在“挑衅”我们学生，特别是Kevin Murphy教授 和 Chiappori教授。问题问了没多久就催促我们回答，以前我可从来没有上课觉得这么跟不上老师的思维节奏的，见一时没有学生回答，老师就说“Come on, guys! This 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  别的学生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是脸上发烧低下了头，觉得好像自己侮辱了芝大经济系的学生这个身份似的。Lucas教授曾回忆上Friedman的价格理论时的情形，说他上课经常就时事公共政策提问题并常常将某一个学生“套牢”，不断地追问，直到把这个学生“逼得”心服口服为止。要是这位学生说“好吧，让我再想一想”，Friedman就会说“那就现在想吧”。Lucas教授分析道，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学生的思维进展情况完全暴露，而作为老师的Friedman其实思维也是完全暴露于大庭广众之前的。现在想想，在经济中心的时候我们和林老师对话辩论，总觉得会在双人思维“决斗”中处于下峰，那怕之前好像觉得自己已经很有道理了。现在我才终于明白，林老师在平时的学术讨论、演讲尤其是辩论中的那种充满自信的“杀手风格”大概也是在芝大学生时代在与他的老师对话中训练出来的吧。一问，果不其然，林老师曾对我说，他对于学术研究的真正的自信力最早是在上Becker教授的人力资本课时形成的，因为在那门课上林老师几乎垄断了作为学生与老师的对话权。

上学期我给Nancy Stokey教授当收入理论III的TA，每周都要给比我只低一级的博士生讲解习题。下面的那群自信的个别还挺“嚣张”的学生经常会问一些比较难的问题而我必须短时间内做出回答，真够挑战的。学期结束时我感慨地对Stokey教授说觉得自己在准备和讲解过程中对很多习题的理解比以前都大大加深了，讲解与回答问题的能力自我感觉也有了提高。Stokey教授听了，也告诉我说：她也很清楚地记得当初她在哈佛当高级宏观的TA时最担心的就是遇到如今已是哈佛校长的Larry Summers在下面的提问和对质，因为Summers当时可是全校的辩论比赛冠军，无论怎么辩论，好象Summers总是处于胜利的上峰地位。啊，Stokey教授现在无论上课还是作“presentation”都是如此挥洒自如，女教授的典雅气质更是芝大女生们崇拜的偶像，原来也是这样慢慢锻炼出来的。芝大的workshop的恐怖和残忍算是出了名的，去年冬季一场接一场的求职演讲，workshop上汇集了当年应该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博士毕业生，其中还是有不少人被下面的老师盘问得十分被动，其实再有名的教授也常常被问得十分没有面子。有时想像如果自己有一天也会面对着这些老师们作报告会是怎样的狼狈相。为了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在选修Lucas教授的经济增长课程时，我鼓足勇气报名第一个作论文报告。后来Lucas教授成了我的二年级论文的指导老师，事后对我说，那次作报告你一点都不紧张嘛。我心里想：你哪里晓得那是我装出来的。就假装你是林老师，而我是在经济中心的发展与转型经济学workshop 上作报告。当然，这次我报告的只是别人写的已经发表了的文章，即使文章出现逻辑问题我也无须承担责任，台下也只有一个老师；真要是同时向多个老师报告自己写的文章，那可就又远远不同了。 

现在我相信，学生与老师对话，对学生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综合训练，对老师其实也是一种动态的挑战。据我的悲观估计，在当今国内，愿意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大概已不算很多，敢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更是少见，而善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恐怕还要少，至于乐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林老师是一个。突然我又觉得自己很幸运，不知经济中心的师弟师妹们还有所有通过《与林老师对话》而与林老师“对话”的读者同学们，你们觉得呢？

            （第二稿, 2005年8月 30 日于芝加哥大学国际公寓）

1.本书作者及背景简介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英文原题“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作者王国斌（Roy Bin Wong）是著名经济史学家，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洲研究所所长（Director of the Asia Institute），在2004年前任教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王国斌教授是中国历史（明清社会经济史）与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的专家，被认为是“加州学派”（或称“尔湾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是他最为重要的学术专著。
   

王国斌大学本科就读于密歇根大学，专业是经济学。毕业后他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并转向历史研究，在开始时选择欧洲史作为主攻方向。后来，由于对比较史学产生兴趣，他向费正清教授求教，在费正清的影响下最终选择了中国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虽然王国斌本人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说“我决定做中国研究比较晚”，但正是这段从经济学到欧洲史再到中国史的特殊经历，对他后来的经济史研究与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学术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了本书的内容之中。

 

2.基本内容
   

本书共有三编十章。上编“经济变化”，包括前言“比较经济史与发展问题”和以下3章：“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同欧洲的比较”、“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工业扩展的动力”、“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史与经济发展”；中编“国家形成”，包括前言“欧亚国家的形成”和以下3章：“近代国家形成的方向”、“近代国家形成中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机构”、“1850年以后近代国家的形成”；下编“社会抗争”，包括前言“政治与抗争”和以下3章：“食物骚乱”、“抗税运动”、“革命”；最后是第十章：“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

 

作者在全书的导论中首先提出了所要阐释的基本命题：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局限，可以发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社会所具有的多元特性。为了补充这些发现，本书以一个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中国——为对象，探讨其政治与经济变化的轨迹。接着，又阐明了其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点：“尽管学者们在关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中，大多力求摆脱欧洲，但是我认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本书所采取的策略是：选择近代欧洲史上的两大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来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变化进行比较，然后用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来深化上述比较”。作者在导论中特别强调对于19世纪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社会理论，特别是以目的论来论述长期因果关系的社会理论，不应在研究历史时拘泥于其中。
  

在上编“经济变化”中，作者首先探讨了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最奏效的是对于制度环境的研究，因为在这种研究中，经济学的各种假设是明显可用的。但是，在时空方面离当代西方越远，经济学的假设与社会状况之间的相符性就越勉强”。作者认为诸如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动、因供求状况变动而引起的价格运动、劳动的地区专业化等经济学原理都非常符合已知的明清时期经济状况。然后，作者在第一章中分析了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主要相似点，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模式。作者引用大量文献，涵盖从传统到当代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主要论点，如具有代表性的韦伯、伊懋可、何炳棣、黄宗智、霍尔、琼斯、柏金斯等等，并在对这些前人研究成果进行评论的基础上着重论证了以下观点：“斯密的市场交换的逻辑，在中国运作的颇为成功”。作者认为从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都符合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即贸易与市场的扩大通过交换中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分工与专业化，从而提高了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作者引用雷格莱（1989）和卡顿（1985）的研究，指出斯密并没有预见到工业化，斯密的经济思想是“前工业化经济学”。在“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下，19世纪以前欧洲与中国的农业经济，包括农村手工业，其发展道路大体上是相同的。此外，作者在第一章的最后还从马尔萨斯主义的视角考察明清时期的中国，认为即使如此仍然“看来与近代早期的欧洲差别不大”，即与从斯密理论视角考察的结果相类似。接着，在第二章中，作者分析了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原始工业化”（农村工业）发展的相似性，并指出“原始工业化”的动力与造成19世纪以后欧洲“城市工业化”（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条件具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当我们发现了与原始工业化相类似的情况时，不应当希冀会有欧洲式的工业化出现”，应当“放弃对于明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搜寻”。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所不同的是，19世纪以后，欧洲的农村手工业被城市的机械化工厂工业所代替，“城市工业化”更为符合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路径。由于从“原始工业化”到“城市工业化”的转变并不是必然的，所以需要考察欧亚各地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所谓“增长极限”的不同反应：既有的研究表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琼斯所谓“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延迟了欧洲斯密型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而矿物能源的大开发使英国首先逃脱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雷格莱认为这是英国以及西欧率先突破斯密型经济增长，进入新古典经济增长路径的最主要条件。对于近代欧洲技术进步的飞跃，作者也提出了另一种思路：与其疑惑于近代初期中国技术进步的明显减缓，不如探究欧洲技术快速进步背后的原因。其实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框架内早有技术进步受到限制的假定与分析，如果不打破斯密型增长的极限，技术进步的减缓是可以被理论所解释的。在第三章中，作者从欧洲的视角审视了中国的经济史与经济发展，认为对不同的发展战略（格利芬分为六类）进行选择的各种可能性会造成一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途径相依）的历史轨迹。
   

在中编“国家形成”中，作者首先在第四章中分析了中国与欧洲近代国家形成的方向。通过从三个方面（国家面临的挑战、国家具有的能力和国家承担的义务）进行中国与欧洲的比较分析，作者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国家形成在历史上是各有特点的过程，中国国家创立的统治方式包括了许多在欧洲不存在的统治目标和统治技术。接着，在第五章中，作者详细论述了中国与欧洲在不同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大为相异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两者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上的不同之处。在欧洲，由于贵族精英与中央集权国家缔造者间的博弈，产生了政治代表制度，以及“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观念。西欧国家力图不通过其他任何集团的中介而加强其与个人的关系，从而保障社会安定。在中国，明清国家则与此完全不同。中国在早期历史中就已经消除了贵族对国家权威的挑战问题，强有力的精英也不要求政治代表制度。国家无需排斥中介集团就能把个人作为独立的人加以统治，反而依靠中介集团、社会精英承担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促进教育（特别是道德教化）与经济福利是中国传统地方官员的两大主要责任，而这又与地方精英的作用交织在一起，使得“国家”与“社会”没有明确的界线。18世纪的中国有一种强烈的趋向：追求各种垂直结合的官僚机构的控制，从而将精英的活动置于官方监督之下。作者认为，正是后来“连接中央与地方的垂直轴线的破坏”，构成了中国社会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既受到西方的影响，例如条约口岸使中国具有了形成“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可能性，但从根本而言19世纪的中国政治仍然是农业帝国的政治。作者认为，即使是对那些20世纪出现的、与“市民社会”类似的事物，仍然“应当以某种方式将其与已在中国存在了漫长时期的农村社会联系起来”。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在公共领域中的发展，更多是因为官员为促进或控制地方精英活动所作的努力减弱了，而较少与精英所作的努力本身是否发生变化有关。“对中国而言，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必须解决农业帝国统治策略方面的各种问题，或者代之以一种新的工作程序”，作者在第六章中分析了1850年以后中国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复杂情况。在第六章最后的结论中，作者总结道：虽然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作为研究发展道路的指导非常不适于中国，但是若从近代欧洲国家所担负的各种功能出发，我们仍然能够把这些国家所产生的国家统治策略与明清时期以及近代中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例如征税、对抗外来威胁、保障国内稳定等功能是所有国家都具备的，但是这些功能的实质意义和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国家所面对的社会组织，却可以完全不同。除非我们去具体分析每个地区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否则就很难避免在研究不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把历史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混为一谈。
   

在下编“社会抗争”中，作者首先认为最初对民众抗争进行研究的19世纪的社会理论已不能满足现代历史学家的要求。历史学家对于欧洲的社会抗争活动的看法的改变，反映了历史认识论的变化。在中国，民众抗争在意识形态和对历史变化的传统看法中一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对于民众抗争的历史叙述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特别是阶级斗争史观的支配，直到“最近十多年”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才不再盛行。而在此期间，美国学者对于中国集体行动的各种形式的研究则着重于将中国史料与欧洲的经验理论结合起来分析。裴宜理、周锡瑞、大卫.斯特兰德、罗威廉等人的研究都肯定中国的民众抗争可以用欧洲的分析范畴进行比较和理解，但是事件本身的历史道路彼此相异。

 

在第七章中，作者对食物骚乱（由食物问题引起的群众抗争）进行了中西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和欧洲的食物骚乱在地理位置、时间节点以及骚乱者的行动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的特征。然而，作者认为这是“在两种不同的复杂情境里找到相同的片断”，不能“把相似的片断错认为熟悉的情境”。西欧的食物骚乱发生在对食物供给的新要求取代旧要求之时，是在资本主义作为支配性的经济秩序扎根的时候发生的。在明清时期的中国，食物骚乱的原因是收成的波动加深了对市场上的粮食的依赖，同时又加强了对市场以外的粮食的要求，富户和国家不能使饥民以其熟悉和能够接受的条件获得粮食。在西欧，19世纪中叶以后食物骚乱不再是社会冲突的通常形式，而是维护旧体制的斗争，反对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反对农村阶级屈从城市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19世纪的国家由于国内战乱和外敌入侵不再能像18世纪时那样干预食物供给问题，经济专业化和通过流通获得粮食供给的不可靠，二者相结合仍然决定着食物骚乱的背景。作者引入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利”理论，进一步分析道：在欧洲食物骚乱的事例中表明“交换的权利”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中国的食物骚乱除了反对“交换的权利”扩大所带来的不利结果外，还捍卫“习俗的和国家的权利”。这些差异表明近代的中国和欧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

 

在第八章中，作者分析了明清时期在中国普遍发生的一种民众抗争——抗税事件。在18世纪中国的事例中，引发抗税运动的并不是增加新税，而是关于如何征收旧税的争端。但在欧洲，这种争议更为明显地涉及增税。在中国，基本上所有抗税运动都与田赋有关，几乎参加者都是农民，而西欧同一时期的抗税运动多由市民参加。中国和欧洲的抗税运动经常作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冲突而出现，但中国的事例也包含有在民团、秘密会社、地方社会精英以及地方官员等有组织的权力争夺者之间为了控制税收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在中国，18世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面对着以社区为基础的抗税运动，而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多种社会集团通过抗税运动向国家权力提出挑战。在欧洲，抗税运动的对象总是中央政府及其代表，当民族国家建立起征税的能力之后，抗税运动就减少了。赋税问题和政治代表、国家对单个公民的权威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为赋税创造了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可接受的理论基础，成为在西欧诸国促进国家权力扩张的关键。在中国，20世纪的抗税事件矛头常指向地方政府，而且变得更加普遍，但是在其中人们所争论的基本问题和所使用的组织方式都不是新事物。这种延续性提醒我们：近代中国在国家形成方面的努力深受帝国时代遗产的影响，近代中国政府无力为税收创造可被接受的理论基础，显示了近代中国政治的不稳定性和激进政治变革的可能性。

 

在第九章中，作者比较了中法两国的革命（都具有激进和持续性的特点）。作者采用“从彼国的优势来观察此国革命行动的方法，来弄清两国的革命究竟‘缺少’了什么，并也将用同样的分析方法来了解国家建立的经验”。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可以清楚地显示中国与法国在社会变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最近学界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已不再提出与法国大革命研究相同的命题了”。作者引用裴宜理的研究：中国的共产党人利用各种策略来对地方团体进行工作，最后选择了动员农民、使之形成与过去的叛乱组织截然不同的新型团体，首先成功地重建了地方的社会秩序。然而，在农民对共产党革命进行反应的集体行动的政治逻辑上，不同学者（萨克斯顿；阿普特和赛奇；泰洛；弗里德曼、毕克伟和赛尔登；黄宗智等等）有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中国革命以及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一直存在着一种在以决策为基础的理性和大规模群众运动间的紧张关系，这一点与法国革命相似，但是其国家与社会团体所能利用的意识形态及制度性资源却大不相同。总而言之，“法国大革命所讨论的一连串问题，如精英的代表性、教会的角色，贵族、农民、商人及工人经济与社会角色的变化等，不只是针对法国的情形，更是欧洲所关注的问题之所在。然而欧洲其他国家面临这些问题时，并未发生革命。中国革命提出的问题则是为农村社会秩序创建制度的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以统一过去的农业帝国，并联结农村-城市关系。”革命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式，不同的国家形成所造成的挑战可以有各种形式的社会改造方式。
   

最后，在全书的第十章，作者总结了“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使我们有能力建立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理论（可以解释更多不同的社会情况；在不同情况中对重要的关联作解释）。其中，前瞻性分析的偶然性和开放性能使我们从目的论中解放出来，从思考社会理论如何使各种历史经验变得有序出发，转而思考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进行各种问题的比较研究。“大规模、长时间的历史变迁是一种途径相依（路径依赖）的过程，我们所能捕捉到的变化类型，充其量也只是可能性而已。”从任一时点预测未来的变化，必须以路径依赖的理解力，将对有限现象所作的前瞻性解释和对长期变化所作的回溯性解释结合起来。作者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减少对于变迁应如何普遍发生的理论假设的数量，并扩充那些得到历史支持的、能对社会变迁作出解释的命题的数量。社会理论研究的意义则在于经由不同的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去发现实际上的普遍性。“如果无法面对大量的可能性，我们便无力解释多元的过去。要是缺乏扩充知识的信心，我们可能更无法开创理想的未来”。

“2009年3月28日20：30 关上灯，点亮希望，与全球数亿人共同抵御全球变暖”

 

“地球一小时”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向全球发出的一项倡议，呼吁个人、社区、企业和政府在2009年3月28日晚20：30熄灯一小时,展示公众对达成全球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协议的支持。过量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目前已经极大地威胁到地球上人类的生存，我们只有通过改变全球民众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态度，才能减轻这一威胁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地球一小时”旨在让全球社会民众了解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并让他们意识到个人及企业的一个小小动作将会给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小小改变就可能成就巨大影响。

 

“地球一小时”活动首次于2007年3月31日晚间8点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展开，当晚，悉尼约有超过220万户的家庭和企业关闭灯源和电器一小时。事后统计，熄灯一小时节省下来的电足够20万台电视机用1小时，5万辆车跑1小时。更多参与的市民反映，当天晚上能看到的星星比平时多了几倍。

 

随后，“地球一小时”从这个规模有限的开端，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很快席卷了全球。仅仅一年之后，“地球一小时”就已经被确认为全球最大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之一，成为一项全球性并持续发展的活动。2008年3月29日，有35个国家多达5000万民众参与其中，并证明了个人的行动凝聚在一起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1992年的“南方谈话”标志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推向深入。在实践层面上，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一种“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或者说“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开始形成。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地方政府间的GDP标尺竞争（或称GDP竞赛）。在GDP竞赛中，“上级政府通过考察下一级政府辖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GDP）的相对绩效来晋升地方官员。”（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2007）这一机制旨在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努力推动经济增长，它对于中国地方领导人升迁的重要性已经获得实证研究的证实（Li、Zhou，2004）。毋庸讳言，在当代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GDP竞赛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环境保护而言，这种制度安排的负面性无疑是显著的。按照王永钦等人（2007）的分析，“财政分权加相对绩效评估的体制正在日益显现它的弊端”：首先是“相对绩效的评估会造成代理人之间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其次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个地区之间在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很多方面可说是千差万别，由于这种异质性的存在，相对绩效是一个噪音很多的指标”，第三是“由于各地区之间先天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差异性，或者是由于改革后享受的政策的差异性，会出现由受益递增效应导致的经济增长差异”，第四是可能会“加剧落后的地区越来越落后，发达的地区越来越发达的两极分化现象”。
   

具体到GDP竞赛对于环境问题的影响，首先一个十分直觉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收入差距、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这些社会问题的忽视。政府在这些领域所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虽然对长期发展的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却很难在短期内转化为GDP或经济增长。于是，我们看到，财政上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不足。1996—2004 年，环境污染控制投入为9522.7亿元人民币，仅仅占同期GDP的1.0%。而据世界银行估计，1995年中国以大气污染为主的损失约占当年GDP的7.7%，它建议中国增加污染控制投资，最好能占到GDP的2%。
   

其次，代理人之间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即部分地方政府“以邻为壑”的行为对于环境这种典型的公共品而言伤害特别明显。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水环境方面的案例管窥一豹。
   

（1）盛泽以邻为壑发展印染业
根据一篇报道：“（盛泽、嘉兴）两地都有规模不大的印染丝织行业，从1993年起全国丝绸印染行业开始突然向盛泽集中，商人们纷纷传言‘在盛泽办印染厂不需治污’。而治污在印染行业中成本巨大，日3万吨污水的厂，每天治污需9万元，污水设备需上千万，如果严格治污，企业只能是薄利甚至亏损。当嘉兴严格治污时，盛泽却成了污染者天堂。完全没有治理的污水每年以9000万吨量沿地势向嘉兴涌来。”“原来在盛泽决心发展印染工业前，已做好了精心准备，整个盛泽镇被土围包围，并在河系上设多个闸门，这样污水只会流向嘉兴，而一旦河水倒灌，盛泽就放下闸门，拒污于省外。这样精心的设计，使太湖流入的水源在盛泽境内西部是三类水——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污染后流入嘉兴的就变劣于五类水五——十一倍的水。而国家环保法规定‘五类水人畜不得饮用。’”（以上摘自《一个跨省河流污染维权事件的5年观察》，《民间》2006年4月）

（2）湖州环保遭遇太湖公地困局
湖州在太湖沿岸属于比较注重环保的城市。根据报道：1998年太湖流域排污达标“零点行动”之后，湖州严格执行了国家标准，对区域内的污染企业实行了严格的关停并转。自此之后，湖州市政府实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重点目标“一票否决制”。为了减少干扰性因素，2003年年底，在时任市委书记的推动下，湖州甚至一度从2004年开始废除干部考核的GDP指标。然而，湖州市政府的努力却只在市内的部分区域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成果，只有安吉县的水环境得到了持久的显著改善，并以此为契机向生态经济转型。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与位于水源地的安吉县不同，西苕溪中下游长兴县和吴兴区的努力受到了相邻县市恶劣水质的影响。“2000年之后，为了解决太湖水量过低的问题，同时为了稀释日益严重的污染，太湖局‘引江济太’逐渐成为每年的经常性工程。但引江的结果就是太湖水位的抬高。作为太湖上游的湖州河流上游，如果雨水不丰沛，就会发生太湖污水倒灌湖州内河的情况。按照湖州的监测，2000年‘引江济太’以来，太湖水位被平均推高了30—50厘米，已连续7年，以平均每年20亿立方的水量倒灌东苕溪以及平原水网地区。近年来，太湖平均倒灌湖州水网的时间，达到每年的三分之二以上。长期倒灌，导致湖州市河网水质与太湖水化学指标相近，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明显提高。”长兴县与安徽毗邻，更是直接承担了安徽方向的上游来水。水质上的影响还在其次，由于湖州执行比周围县市更为严格的水质标准，其经济发展明显受到了拖累：“不断上升的环保成本，削弱了湖州的产业竞争力。原先丝织业、纺织业发达的湖州，现在纺织业已远远落后于周边的苏州、绍兴、无锡、嘉兴等市及其下辖县市之后。环保的一票否决制和企业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的削弱，同样明显影响了湖州的招商引资。去年，湖州实到外资7.57亿美元，增长16.3％，而同期无锡到位外资27.52亿美元，年增长37.1％。”（以上引文摘自《太湖：公地困局》，《南方周末》2007年8月2日）
   

（3）上海自来水取水口由于黄浦江上游污染而变迁
黄浦江长期是上海市区饮用水的主要水源。根据报道：“上海现有的主要取水口在松浦大桥米市渡附近，是1997年12月实施黄浦江上游引水二期工程时迁过去的，70%至80%上海自来水源自于此。由于黄浦江中下游水质的不断恶化，在这之前取水口已有了4次无奈的上移。”“现有取水口的水质受浙江来水影响较大，水体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上游污染不控制，取水口将无处可移。”，“此外，近年每到枯水季节，太湖流入黄浦江的水减少，加上受潮水顶托，黄浦江下游污水和东海咸潮上溯，也影响黄浦江上游取水口水质。”（来源：《浦江行见闻：须保证取水口有水可取》，东方网2000年6月16日）
   

广义上的黄浦江流域涵盖从西苕溪源头开始的大部分太湖流域。上海地处太湖流域下游，黄浦江作为太湖主要的泄水渠道，承受着江苏和浙江两个方向的来水，上游水质受到邻省日益严重的外部性影响。2001—2002年的水质数据显示，大朱厍、急水港、白石矶、太浦河等河流在苏沪交界断面的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指标，污染水平均接近甚至超过在其下游的米市渡松浦大桥采样点。上海市有关部门显然也清楚地注意到了外部性对饮用水源所可能带来的潜在危机，对黄浦江水质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在松浦大桥采样点附近，设有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环境监测站，对这一区域的水质进行全方位的监控。然而，受困于行政区划上的分割，各项涉及跨省区域联动的政策建议均难以有效落实。最终，由于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黄浦江上游水质难有质的改善，上海市饮用水源地开始经历第5次变迁：由黄浦江流域转向长江口崇明岛附近的青草沙一带。迁移的成本，当然也是负外部性所带来的损失的一部分。
   

以上案例已经粗略地勾勒出了GDP竞赛下中国环境问题所面对的公地困局。（科学分析这种应对跨界污染的地方政府间策略性互动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我们班级的荣健欣同学正在拓展这方面的工作，期待他的毕业论文为我们带来详尽的结论）如何消除这种区域间“以邻为壑”造成的环境负外部性呢？除了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改革绩效考核体系（这可能会面临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上的困难）之外，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垂直协调，建立地方政府间环境问题的协商与谈判机制，也许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从更为根本的角度来看，这一对“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矛盾是与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一切的。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让位于比较优势战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而来的是环境问题在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凸现其制约作用和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与变革。

197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通过，中国环境保护终于开始进入法制建设的轨道。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明确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至今，在中国被正式确立的“基本国策”有两项：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提出“三同步、三统一”的环境方针；制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项基本环境政策。随后，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并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组织和协调全国环境保护工作。这一时期环境政策聚焦于污染的防治工作，其总原则是“谁污染谁治理”（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基本思想，源于1972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关于环境政策的国际经济方面的控制原则》中提出的观点。尽管这一原则得到国际上的广泛承认，但是在对它的具体解释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污染者应该支付其所造成的全部环保费用和环境损失，这主要是基于道德与法律一般概念的考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把全部的经济责任都加在污染者身上会增加生产成本，导致成本转嫁与效率损失，因而主张污染者应负担防治污染和受害者救济这两项费用，多数国家采取的是这种做法。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主要局限是只适用于污染源范围不大、易监控的点源污染时期。随着污染的来源越来越多，无法全面参与治理，还导致了分散治理带来的技术、资金、工艺、监控成本上的浪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环境保护实践中，以规制、惩罚性排污费为主的环境政策忽视了市场提供的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作用，而且，“由于对企业行为管得过细，资金过于分散，没有形成环境保护的规模效益，并且缺乏带有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观点的奖励技术改造减排、鼓励综合利用的内容特性”。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环境保护的成果有限，而且缺乏可持续性，更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

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被确定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1998年升格为正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年进一步升格为环境保护部）。1989年4月，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提出新的五项环境管理制度和措施，旨在使环境管理走上规范化轨道。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也是继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以后的第二次全球性的环境会议。里约会议结束之后，中国提出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提出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随后，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确定了国家正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中国环境政策基本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由主要关注污染的预防和治理，上升为对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认识。1993年10月，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会议召开，提出了推行清洁生产、实施全过程控制的工业污染防治对策。

从现在回顾的视角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环境政策在“话语”、“文本”的层面上可谓是紧跟了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潮流。然而，随着1992年“南方谈话”将市场化导向的经济、社会改革推向深入，“增长”成为政府与财经界日益关注的焦点，环境问题并没有在经济与政治决策的实践中被放置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三峡工程在法律程序上最终获得通过成为90年代初中国政府权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时的真实偏好的缩影。这种偏好也为后来环境污染越来越多地演变为公共事件进一步埋下了伏笔。

标  题: [转载]中国可以考虑发行战争债券来遏制战争的发生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7年09月19日01:35:24 星期三),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News 讨论区 】
【 原文由 CoaseMissU 所发表 】


中国可以考虑发行"台海战争债券"，这种债券的设计思想来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
neth J. Arrow在195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状态依赖型证券"的思想。

这种"状态依赖型证券"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它的收益情况取决于特定事件状态的变化。
尽管这个思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理论假设，但现在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金融衍生工
具都是一种"状态依赖型证券"。现在华尔街的金融大牛们也都在使用这种思想开发诸如
巨灾债券之类的金融产品，这种债券可以分散很多社会风险，是保险之外又一个金融保
障工具，它可以有效的分散巨大灾难所造成巨额风险损失。

具体的说，就是如果我们向全世界公开发行"台湾战争债券"，在上海、香港、纽约、东
京同时发行该债券，该债券的利率将高于普通国债利率，但同时该债券会因为"台湾战争
"这个事件的状态改变而导致收益的巨大变化。

我们可以设计成短期债券或者长期债券，这可以根据实际局势的需要而定。我们先以1年
期"台海战争债券"为例，我们可以设计成1年期利率高于普通国债5个百分点，如果1年内
没有发生台海战争，那么我们政府将按照这个利率支付本金和利息给投资者。但如果一
旦发生"台海战争"事件，即特定事件状态发生了变化，那么本金和利息将全部用作战争
所造成的损失费用补偿，投资者将损失全部的本金和利息。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基于特定事件的风险投资，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
表示强硬的作战意愿的行为。对于政府来说，发行这样的债券，一旦发生战争了，那么
政府将不必偿付一分钱给投资者，所以从表达的意愿来说，政府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作战
决心。

但中国政府的作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台湾不发生违反《反分裂国家法》里所规定的事
件，当然中国政府还可以更加细化的、具体的描述哪些行为是属于该法所规定的事件。
这样一来，中国政府的战争行为将完全取决于台湾当局的行为。也就是说，"台海战争债
券"所定义的特殊事件的决定因素将掌握在台湾当局手里，而中国政府从债券利益上来说
，是战争受益者，而且这笔巨款一旦发生战争，也确实是一笔很大的战争经费的支持，
因此战争决心很强硬。而且这个行为，一般会被全世界都解读为中国具有强烈的作战决
心。

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购买该债券的人，都是看好不会发生战争的人，因为如果
他认为会发生战争，那么买这个债券必然是亏损的，理性人是不会投资的。因此只有坚
信和平占主导地位的人，才会去买这个债券。

我们就会发现，认为不会发生战争的人买了该债券，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与战争事件联系
在一起了，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反战同盟，同时导致战争的决定者是台湾当局
，因此，如果台湾当局发生了会导致战争的行为，那么必然会预计遭到全球的该债券的
投资者的强烈反对。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某些自认为可以左右该战争事件的人或者利益集团，比如美日政府
以及一些大型财团，甚至台湾政客和政党商人等，他们会认为他们可以影响战争事件的
状态的改变，因此如果他们投资该债券，那么风险就是很小，收益就是很高的，因此可
以被认为是信息占优者。可想而知，如果这些事件利益相关者投资了该债券，那么他们
就必然会促使该事件状态不发生变化，以确保他们的经济利益。

总之，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台海战争债券"来表明自己一旦发生台独事件而作战的强
硬决心，同时也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有一个更紧密团结联合的机会和经济收益。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绝妙的控制各种可能会导致战争发生的因素的手段和办法。

似懂非懂地听完最后一次《金融时间序列分析》讲座，这个纷乱的学期终于结束了

突然之间空了下来，发现可以做的事情太多，想要做的事情也太多，毕竟这已经是大学一半时的暑假了~

在下一步打算之前，首先还是看看书，休息一下吧

这两天有机会认真读了一下加里.贝克尔的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等等

看着他从容不迫地用一个又一个经济模型来讨论家庭里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社会上的犯罪问题、政治民主，以及生物学里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这些传统意义上并不属于经济研究范畴内的社会或是伦理命题，发现Economic Analysis竟然可以这么有趣，简直是对社会万象无所不包。加里.贝克尔之所以在研究中大胆“越界”的缘由其实也并不复杂，因为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是人的理性行为，总是包含着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最优化的基本思想，而这恰恰就是Economic Analysis的灵魂。所以，从这一点出发，经济学就远不只是财富、分配的学问，而是对人类社会行为本身的全面研究了。想当年加里.贝克尔第一个把经济分析的触角伸到固有领域以外时还曾四处碰壁，连论文都发不出。可如今社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些交叉学科俨然已经成为了经济学界的新兴焦点，他本人也是被授予诺奖、受人崇敬的经济学大师了。他的先见之明大大拓展了经济学，而拓展了的经济学使我们对这个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世界有多大，经济分析的空间就有多大。这就是加里.贝克尔带给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巨大冲击。看来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得好好精读一下加里.贝克尔了，他的书确实有意思，确实精彩

 

爱因斯坦没有出席1933年第七届索尔维会议，他被纳粹德国逼得离开家乡，流落异国，忧
郁地思索着欧洲那悲惨的未来。另一方面，这届索尔维会议的议题也早就不是量子论本身
，而换成了另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爆炸般发展的原子物理。不过这个领域里的成就当然
也是在量子论的基础上取得的，而量子力学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下来，成为物理学的基础
。似乎是尘埃落定，没什么人再怀疑它的力量和正确性了。
在人们的一片乐观情绪中，爱因斯坦和薛定谔等寥寥几人愈加显得孤独起来。薛定谔和德
布罗意参加了1933年索尔维会议，却都没有发言，也许是他们对这一领域不太熟悉的缘故
吧。新新人类们在激动地探讨物质的产生和湮灭、正电子、重水、中子……那样多的新发
现让人眼花缭乱，根本忙不过来。而爱因斯坦他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呢？难道他们的思想真
的已经如此过时，以致跟不上新时代那飞一般的步伐了吗？
1933年9月25日，埃仑费斯特在荷兰莱登枪杀了他那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然后自杀了。他
在留给爱因斯坦，玻尔等好友的信中说：“这几年我越来越难以理解物理学的飞速发展，
我努力尝试，却更为绝望和撕心裂肺，我终于决定放弃一切。我的生活令人极度厌倦……
我仅仅是为了孩子们的经济来源而活着，这使我感到罪恶。我试过别的方法但是收效甚微
，因此我越来越多地去考虑自杀的种种细节，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二条路走了……原谅我吧
。”
在爱因斯坦看来，埃仑费斯特的悲剧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两代物理学家的思想猛烈冲
突和撞击，在一个天翻地覆的飘摇乱世，带给整个物理学以强烈的阵痛。埃仑费斯特虽然
从理智上支持玻尔，但当一个文化衰落之时，曾经为此文化所感之人必感到强烈的痛苦。
昔日黄金时代的黯淡老去，代以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新思潮，从量子到量子场论，原子中各
种新粒子层出不穷，稀奇古怪的概念统治整个世界。爱因斯坦的心中何曾没有埃仑费斯特
那样难以名状的巨大忧伤？爱因斯坦远远地，孤独地站在鸿沟的另一边，看着年轻人们义
无反顾地高唱着向远方进军，每一个人都对他说他站错了地方。这种感觉是那样奇怪，似
乎世界都显得朦胧而不真实。难怪曾经有人叹息说，宁愿早死几年，也不愿看到现代物理
这样一幅令人难以接受的画面。不过，爱因斯坦却仍然没有倒下，虽然他身在异乡，他的
第二个妻子又重病缠身，不久将与他生离死别，可这一切都不能使爱因斯坦放弃内心那个
坚强的信仰，那个对于坚固的因果关系，对于一个宇宙和谐秩序的痴痴信仰。爱因斯坦仍
然选择战斗，他的身影在斜阳下拉得那样长，似乎是勇敢的老战士为一个消逝的王国做最
后的悲壮抗争。
这一次他争取到了两个同盟军，他们分别是他的两个同事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
和罗森（Nathan Rosen）。1935年3月，三人共同在《物理评论》（Physics Review）杂志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字叫《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可能是完备的吗？》，再一次对
量子论的基础发起攻击。当然他们改变策略，不再说量子论是自相矛盾，或者错误的，而
改说它是“不完备”的。具体来说，三人争辩量子论的那种对于观察和波函数的解释是不
对的。
我们用一个稍稍简化了的实验来描述他们的主要论据。我们已经知道，量子论认为在我们
没有观察之前，一个粒子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它的波函数弥散开来，代表它的概率。但当
我们探测以后，波函数坍缩，粒子随机地取一个确定值出现在我们面前。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个大粒子，它是不稳定的，很快就会衰变成两个小粒子，向相反的两个
方向飞开去。我们假设这种粒子有两种可能的自旋，分别叫“左”和“右”，那么如果粒
子A的自旋为“左”，粒子B的自旋便一定是“右”，以保持总体守恒，反之亦然。
好，现在大粒子分裂了，两个小粒子相对飞了出去。但是要记住，在我们没有观察其中任
何一个之前，它们的状态都是不确定的，只有一个波函数可以描绘它们。只要我们不去探
测，每个粒子的自旋便都处在一种左/右可能性叠加的混合状态，为了方便我们假定两种概
率对半分，各50％。
现在我们观察粒子A，于是它的波函数一瞬间坍缩了，随机地选择了一种状态，比如说是“
左”旋。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两个粒子总体要守恒，那么现在粒子B肯定就是“右”旋了。问
题是，在这之前，粒子A和粒子B之间可能已经相隔非常遥远的距离，比如说几万光年好了
。它们怎么能够做到及时地互相通信，使得在粒子A坍缩成左的一刹那，粒子B毅然坍缩成
右呢？
量子论的概率解释告诉我们，粒子A选择“左”，那是一个完全随机的决定，两个粒子并没
有事先商量好，说粒子A一定会选择左。事实上，这种选择是它被观测的那一刹那才做出的
，并没有先兆。关键在于，当A随机地作出一个选择时，远在天边的B便一定要根据它的决
定而作出相应的坍缩，变成与A不同的状态以保持总体守恒。那么，B是如何得知这一遥远
的信息的呢？难道有超过光速的信号来回于它们之间？
假设有两个观察者在宇宙的两端守株待兔，在某个时刻t，他们同时进行了观测。一个观测
A，另一个同时观测B，那么，这两个粒子会不会因为距离过于遥远，一时无法对上口径而
在仓促间做出手忙脚乱的选择，比如两个同时变成了“左”，或者“右”？显然是不太可
能的，不然就违反了守恒定律，那么是什么让它们之间保持着心有灵犀的默契，当你是“
左”的时候，我一定是“右”？
爱因斯坦等人认为，既然不可能有超过光速的信号传播，那么说粒子A和B在观测前是“不
确定的幽灵”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唯一的可能是两个粒子从分离的一刹那开始，其状
态已经确定了，后来人们的观测只不过是得到了这种状态的信息而已，就像经典世界中所
描绘的那样。粒子在观测时才变成真实的说法显然违背了相对论的原理，它其中涉及到瞬
间传播的信号。这个诘难以三位发起者的首字母命名，称为“EPR佯谬”。
玻尔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他马上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全神贯注地对付爱因斯
坦的这次挑战。这套潜心演练的新阵法看起来气势汹汹，宏大堂皇，颇能夺人心魄，但玻
尔也算是爱因斯坦的老对手了。他睡了一觉后，马上发现了其中的破绽所在，原来这看上
去让人眼花缭乱的一次攻击却是个完完全全的虚招，并无实质力量。玻尔不禁得意地唱起
一支小调，调侃了波多尔斯基一下。
原来爱因斯坦和玻尔根本没有个共同的基础。在爱因斯坦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个经典的“
实在”影像。他不言而喻地假定，EPR实验中的两个粒子在观察之前，分别都有个“客观”
的自旋状态存在，就算是概率混合吧，但粒子客观地存在于那里。但玻尔的意思是，在观
测之前，没有一个什么粒子的“自旋”！那时候自旋的粒子是不存在的，不是客观实在的
一部分，这不能用经典语言来表达，只有波函数可以描述。因此在观察之前，两个粒子—
—无论相隔多远都好——仍然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它们仍然必须被看作母粒子分裂时
的一个全部，直到观察以前，这两个独立的粒子都是不存在的，更谈不上客观的自旋状态
！
这是爱因斯坦和玻尔思想基础的尖锐冲突，玻尔认为，当没有观测的时候，不存在一个客
观独立的世界。所谓“实在”只有和观测手段连起来讲才有意义。在观测之前，并没有“
两个粒子”，而只有“一个粒子”，直到我们观测了A或者B，两个粒子才变成真实，变成
客观独立的存在。但在那以前，它们仍然是互相联系的一个虚无整体。并不存在什么超光
速的信号，两个遥远的粒子只有到观测的时候才同时出现在宇宙中，它们本是协调的一体
，之间无需传递什么信号。其实是这个系统没有实在性，而不是没有定域性。
EPR佯谬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佯谬，它最多表明了，在“经典实在观”看来，量子论是不完备
的，这简直是废话。但是在玻尔那种“量子实在观”看来，它是非常完备和逻辑自洽的。
 
既生爱，何生玻。两人的世纪争论进入了尾声。在哲学基础上的不同使得两人间的意见分
歧直到最后也没能调和。一直到死，玻尔也未能使爱因斯坦信服，认为量子论的解释是完
备的。而玻尔本人也一直在同爱因斯坦的思想作斗争，在他1962年去世后的第二天，人们
在他的黑板上仍然发现画有当年爱因斯坦光箱实验的草图。两位科学巨人都为各自的信念
而奋斗了毕生，但别的科学家已经甚少关心这种争执。在量子论的引导下，科学显得如此
朝气蓬勃，它的各个分支以火箭般的速度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伟大的技术革命。从半
导体到核能，从激光到电子显微镜，从集成电路到分子生物学，量子论把它的光辉播撒到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有史以来在实用中最成功的物理理论。许多人觉得，争论量
子论到底对不对简直太可笑了，只要转过头，看看身边发生的一切，看看社会的日新月异
，目光所及，无不是量子论的最好证明。
如果说EPR最大的价值所在，那就是它和别的奇想空谈不同。只要稍微改装一下，EPR是可
以为实践所检验的！我们的史话在以后会谈到，人们是如何在实验室里用实践裁决了爱因
斯坦和玻尔的争论，经典实在的概念无可奈何花落去，只留下一个苍凉的背影和深沉的叹
息。
但量子论仍然困扰着我们。它的内在意义是如此扑朔迷离，使得对它的诠释依旧众说纷纭
。量子论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怀疑的，但人们一直无法确认它的真实面目所在，这争论一直
持续到今天。它将把一些让物理学家们毛骨悚然的概念带入物理中，令人一想来就不禁倒
吸一口凉气。而反对派那里还有一个薛定谔，他要放出一只可怕的怪兽，撕咬人们的理智
和神经，这就是叫许多人闻之色变的“薛定谔的猫”。

 

花开花落，黄叶飘零，又是秋风季节，第六届索尔维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玻尔来到会
场时心中惴惴，看爱因斯坦表情似笑非笑，吃不准他三年间练成了什么新招，不知到了一
个什么境界。不过玻尔倒也不是太过担心，量子论的兴起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现在整
个体系早就站稳脚跟，枝繁叶茂地生长起来。爱因斯坦再厉害，凭一人之力也难以撼动它
的根基。玻尔当年的弟子们，海森堡，泡利等，如今也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宗师了，哥本哈
根派名震整个物理界，玻尔自信吃不了大亏。
 
爱因斯坦则在盘算另一件事：量子论方兴未艾，当其之强，要打败它的确太难了。可是难
道因果律和经典理论就这么完了不成？不可能，量子论一定是错的！嗯，想来想去，要破
量子论，只有釜底抽薪，击溃它的基础才行。爱因斯坦凭着和玻尔交手的经验知道，在细
节问题上是争不出个什么所以然的，量子论就像神话中那个九头怪蛇海德拉（Hydra），
你砍掉它一个头马上会再生一个出来。必须得瞄准最关键的那一个头才行，这个头就是其
精髓所在——不确定性原理！
 
爱因斯坦站起来发话了：
 
想象一个箱子，上面有一个小孔，并有一道可以控制其开闭的快门，箱子里面有若干个光
子。好，假设快门可以控制得足够好，它每次打开的时间是如此之短，以致于每次只允许
一个光子从箱子里飞到外面。因为时间极短，△t是足够小的。那么现在箱子里少了一个
光子，它轻了那么一点点，这可以用一个理想的称测量出来。假如轻了△m吧，那么就是
说飞出去的光子重m，根据相对论的质能方程E=mc^2，可以精确地算出减少的能量△E。
 
那么，△E和△t都很确定，海森堡的公式△E×△t > h/2π也就不成立。所以整个量子论
是错误的！
 
这可以说是爱因斯坦凝聚了毕生功夫的一击，其中还包含了他的成名绝技相对论。这一招
如白虹贯日，直中要害，沉稳老辣，干净漂亮。玻尔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大吃一惊，一
时想不出任何反击的办法。据目击者说，他变得脸如死灰，呆若木鸡（不是比喻！），张
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一整个晚上他都闷闷不乐，搜肠刮肚，苦思冥想。
 
罗森菲尔德后来描述说：
 
“（玻尔）极力游说每一个人，试图使他们相信爱因斯坦说的不可能是真的，不然那就是
物理学的末日了。但是他想不出任何反驳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两个对手离开会场时的情景
：爱因斯坦的身影高大庄严，带着一丝嘲讽的笑容，静悄悄地走了出去。玻尔跟在后面一
路小跑，他激动不已，词不达意地辩解说要是爱因斯坦的装置真的管用，物理学就完蛋了
。”
 
这一招当真如此淳厚完美，无懈可击？玻尔在这关键时刻力挽沧海，方显英雄本色。他经
过一夜苦思，终于想出了破解此招的方法，一个更加妙到巅毫的巧招。
 
罗森菲尔德接着说：
 
“第二天早上，玻尔的胜利便到来了。物理学也得救了。”
 
玻尔指出：好，一个光子跑了，箱子轻了△m。我们怎么测量这个△m呢？用一个弹簧称，
设置一个零点，然后看箱子位移了多少。假设位移为△q吧，这样箱子就在引力场中移动
了△q的距离，但根据广义相对论的红移效应，这样的话时间的快慢也要随之改变相应的
△T。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T>h/△mc^2。再代以质能公式△E=△mc^2，则得到最终的
结果，这结果是如此眼熟：△T△E > h，正是海森堡测不准关系！
 
我们可以不理会数学推导，关键是爱因斯坦忽略了广义相对论的红移效应！引力场可以使
原子频率变低，也就是红移，等效于时间变慢。当我们测量一个很准确的△m时，我们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箱子里的时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T。也就是说，在爱因斯
坦的装置里，假如我们准确地测量△m，或者△E时，我们就根本没法控制光子逃出的时间
T！
 
广义相对论本是爱因斯坦的独门绝技，玻尔这一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但封挡住了
爱因斯坦那雷霆万钧的一击，更把这诸般招数都回加到了他自己身上。虽说是殚精竭虑最
后想出此法，但招数精奇，才气横溢，教人击节叹服，大开眼界。觉得见证两大纵世奇才
出全力相拚，实在不虚此行。
 
现在轮到爱因斯坦自己说不出话来了。难道量子论当真天命所归，严格的因果性当真已经
迟迟老去，不再属于这个叛逆的新时代？玻尔是最坚决的革命派，他的思想闳廓深远，穷
幽极渺，却又如大江奔流， 坪 荡荡，翻腾不息。物理学的未来只有靠量子，这个古怪却
又强大的精灵去开拓。新世界不再有因果性，不再有实在性，可能让人觉得不太安全，但
它却是那样胸怀博大，气派磅礴，到处都有珍贵的宝藏和激动人心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去发
掘。狄拉克后来有一次说，自海森堡取得突破以来，理论物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年代
，任何一个二流的学生都可能在其中作出一流的发现。是的，人们应当毫不畏惧地走进这
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充满了艰险、挑战和无上光荣的新时代中来，把过时的因果性做成一
个纪念物，装饰在泛黄的老照片上去回味旧日的似水年华。
 
革命！前进！玻尔在大会上又开始显得精神抖擞，豪气万丈。爱因斯坦的这个光箱实验非
但没能击倒量子论，反而成了它最好的证明，给它的光辉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现在没什
么好怀疑的了，因果性是不存在的，哥本哈根解释如野火一般在人们的思想中蔓延开来。
玻尔是这场革命的旗手，他慷慨陈词，就像当年在议会前的罗伯斯庇尔。要是可能的话，
他大概真想来上这么一句：
 
因果性必须死，因为物理学需要生！
 
停止争论吧，上帝真的掷骰子！随机性是世界的基石，当电子出现在这里时，它是一个随
机的过程，并不需要有谁给它加上难以忍受的条条框框。全世界的粒子和波现在都得到了
解放，从牛顿和麦克斯韦写好的剧本中挣扎出来，大口地呼吸自由空气。它们和观测者玩
捉迷藏，在他们背后融化成概率波弥散开去，神秘地互相渗透和干涉。当观测者回过头去
寻找它们，它们又快乐地现出原型，呈现出一个面貌等候在那里。这种游戏不致于过火，
因为还有波动方程和不确定原理在起着规则的作用。而统计规律则把微观上的无法无天抹
平成为宏观上的井井有条。
 
爱因斯坦失望地看着这个场面，发展到如此地步实在让他始料不及。没有因果性，一片混
乱……恐怕约翰•米尔顿描绘的那个“群魔殿”（Pandemonium）就是这个样子吧？
爱因斯坦对玻尔已经两战两败，他现在知道量子论的根基比想象的要牢固得多。看起来，
量子论不太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
 
但爱因斯坦也决不会相信它代表了真相。好吧，量子论内部是没有矛盾的，但它并不是一
幅“完整”的图像。我们看到的量子论，可能只是管中窥豹，虽然看到了真实的一部分，
但仍然有更多的“真实”未能发现。一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它们虽然不为我们所见，但
无疑对电子的行为有着影响，从而严格地决定了它们的行为。好比我们在赌场扔骰子赌钱
，虽然我们睁大眼睛看明白四周一切，确定没人作弊，但的确可能还有一个暗中的武林高
手，凭借一些独门手法比如说吹气来影响骰子的结果。虽然我们水平不行，发现不了这个
武林高手的存在，觉得骰子是完全随机的，但事实上不是！它是完全人为的，如果把这个
隐藏的高手也考虑进去，它是有严格因果关系的！尽管单单从我们看到的来讲，也没有什
么互相矛盾，但一幅“完整”的图像应该包含那个隐藏着的人，这个人是一个“隐变量”
！
 
不管怎么说，因果关系不能抛弃！爱因斯坦的信念到此时几乎变成一种信仰了，他已决定
终生为经典理论而战，这不知算是科学的悲剧还是收获。一方面，那个大无畏的领路人，
那个激情无限的开拓者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了。亚伯拉罕•帕斯（Abraham Pais）
在《爱因斯坦曾住在这里》一书中说，就算1925年后，爱因斯坦改行钓鱼以度过余生，这
对科学来说也没什么损失。但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对量子论的批评和诘问也确实使它时时
三省吾身，冷静地审视和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不断地在斗争中完善自己。大概可算一
种反面的激励吧？
 
反正他不久又要提出一个新的实验，作为对量子论的进一步考验。可怜的玻尔得第三次接
招了。

最近看了网上流传的，castor_v_pollux 撰写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

觉得这才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极其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以下转帖：

 

索尔维会议是由一位比利时的实业家Ernest Solvay创立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第一届
索尔维会议于191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后来虽然一度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断，但从192
1年开始又重新恢复，定期3年举行一届。到了1927年，这已经是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了，
也许，这也将是最著名的一次索尔维会议。

这次会议弥补了科莫的遗憾，爱因斯坦，薛定谔等人都如约而至。目前流传得最广的那
张“物理学全明星梦之队”的照片，就是这次会议的合影。当然世事无完美，硬要挑点
缺陷，那就是索末菲和约尔当不在其中，不过我们要求不能太高了，人生不如意者还是
十有八九的。

这次会议从10月24日到29日，为期6天。主题是“电子和光子”（我们还记得，“光子-p
hoton”是个新名词，它刚刚在1926年由美国人刘易斯所提出），会议议程如下：首先劳
伦斯?布拉格作关于X射线的实验报告，然后康普顿报告康普顿实验以及其和经典电磁理
论的不一致。接下来，德布罗意作量子新力学的演讲，主要是关于粒子的德布罗意波。
随后波恩和海森堡介绍量子力学的矩阵理论，而薛定谔介绍波动力学。最后，玻尔在科
莫演讲的基础上再次做那个关于量子公设和原子新理论的报告，进一步总结互补原理，
给量子论打下整个哲学基础。这个议程本身简直就是量子论的一部微缩史，从中可以明
显地分成三派：只关心实验结果的实验派：布拉格和康普顿；哥本哈根派：玻尔、波恩
和海森堡；还有哥本哈根派的死敌：德布罗意，薛定谔，以及坐在台下的爱因斯坦。

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便是火热的，像拳王争霸赛一样，重头戏到来之前先有一系列的垫
赛：大家先就康普顿的实验做了探讨，然后各人分成了泾渭分明的阵营，互相炮轰。德
布罗意一马当先做了发言，他试图把粒子融合到波的图像里去，提出了一种“导波”（p
ivot wave）的理论，认为粒子是波动方程的一个奇点，它必须受波的控制和引导。泡利
站起来狠狠地批评这个理论，他首先不能容忍历史车轮倒转，回到一种传统图像中，然
后他引了一系列实验结果来反驳德布罗意。众所周知，泡利是世界第一狙击手，谁要是
被他盯上了多半是没有好下场的，德布罗意最后不得不公开声明放弃他的观点。幸好薛
定谔大举来援，不过他还是坚持一个非常传统的解释，这连盟军德布罗意也觉得不大满
意，泡利早就嘲笑薛定谔为“幼稚”。波恩和海森堡躲在哥本哈根掩体后面对其开火，
他们在报告最后说：“我们主张，量子力学是一种完备的理论，它的基本物理假说和数
学假设是不能进一步修改的。”他们也集中火力猛烈攻击了薛定谔的“电子云”，后者
认为电子的确在空间中实际地如波般扩散开去。海森堡评论说：“我从薛定谔的计算中
看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事实如同他所希望的那样。”薛定谔承认他的计算确实还不太
令人满意，不过他依然坚持，谈论电子的轨道是“胡扯”（应该是波本征态的叠加），
波恩回敬道：“不，一点都不是胡扯。”在一片硝烟中，会议的组织者，老资格的洛伦
兹也发表了一些保守的观点，and so on and so on……

爱因斯坦一开始按兵不动，保持着可怕的沉默，不过当波恩提到他的名字后，他终于忍
不住出击了。他提出了一个模型：一个电子通过一个小孔得到衍射图像。爱因斯坦指出
，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是说这里没有“一个电子”，只有“一团电子云”，它是
一个空间中的实在，为德布罗意-薛定谔波所描述。第二是说的确有一个电子，而ψ是它
的“几率分布”，电子本身不扩散到空中，而是它的几率波。爱因斯坦承认，观点II是
比观点I更加完备的，因为它整个包含了观点I。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仍然说，他不得不
反对观点II。因为这种随机性表明，同一个过程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结果，而且这样一来
，感应屏上的许多区域就要同时对电子的观测作出反应，这似乎暗示了一种超距作用，
从而违背相对论。

风云变幻，龙虎交济，现在两大阵营的幕后主将终于都走到台前，开始进行一场决定命
运的单挑。可惜的是，玻尔等人的原始讨论记录没有官方资料保存下来，对当时情景的
重建主要依靠几位当事人的回忆。这其中有玻尔本人1949年为庆祝爱因斯坦70岁生日而
应邀撰写的《就原子物理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与爱因斯坦进行的商榷》长文，有海森堡、
德布罗意和埃仑菲斯特的回忆和信件等等。当时那一场激战，讨论的问题中有我们已经
描述过的那个电子在双缝前的困境：如何选择它的路径以及快速地关闭/打开一条狭缝对
电子产生的影响。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思维实验。埃仑费斯特在写给他那些留守在莱登的
弟子们（乌仑贝特和古德施密特等）的信中描述说：爱因斯坦像一个弹簧玩偶，每天早
上都带着新的主意从盒子里弹出来，而玻尔则从云雾缭绕的哲学中找到工具，把对方所
有的论据都一一碾碎。

海森堡1967年的回忆则说：

“讨论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决斗：当时的原子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看成是讨论了几十年的那些困难的最终答案呢？我们一般在旅馆用早餐时就见面了，
于是爱因斯坦就描绘一个思维实验，他认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哥本哈根解释的内部矛
盾。然后爱因斯坦，玻尔和我便一起走去会场，我就可以现场聆听这两个哲学态度迥异
的人的讨论，我自己也常常在数学表达结构方面插几句话。在会议中间，尤其是会间休
息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多数是我和泡利——就试着分析爱因斯坦的实验，而
在吃午饭的时候讨论又在玻尔和别的来自哥本哈根的人之间进行。一般来说玻尔在傍晚
的时候就对这些理想实验完全心中有数了，他会在晚餐时把它们分析给爱因斯坦听。爱
因斯坦对这些分析提不出反驳，但在心里他是不服气的。”

爱因斯坦当然是不服气的，他如此虔诚地信仰因果律，以致决不能相信哥本哈根那种愤
世嫉俗的概率解释。玻尔回忆说，爱因斯坦有一次嘲弄般地问他，难道他真的相信上帝
的力量要依靠掷骰子（ob der liebe Gott würfelt）？

上帝不掷骰子！这已经不是爱因斯坦第一次说这话了。早在1926年写给波恩的信里，他


就说：“量子力学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一种内在的声音告诉我它并不是真实的。这个理
论产生了许多好的结果，可它并没有使我们更接近‘老头子’的奥秘。我毫无保留地相
信，‘老头子’是不掷骰子的。”

“老头子”是爱因斯坦对上帝的昵称。

然而，1927年这场华山论剑，爱因斯坦终究输了一招。并非剑术不精，实乃内力不足。
面对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他顽强地逆流而上，结果被冲刷得站立不稳，苦苦支撑。192
7年，量子革命的大爆发已经进入第三年，到了一个收官的阶段。当年种下的种子如今开
花结果，革命的思潮已经席卷整个物理界，毫无保留地指明了未来的方向。越来越多的
人终究领悟到了哥本哈根解释的核心奥义，并诚心皈依，都投在量子门下。爱因斯坦非
但没能说服玻尔，反而常常被反驳得说不出话来，而且他这个“反动”态度引得了许多
人扼腕叹息。遥想当年，1905，爱因斯坦横空出世，一年之内六次出手，每一役都打得
天摇地动，惊世骇俗，独自创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时少年意气，睥睨群雄，扬
鞭策马，笑傲江湖，这一幅传奇画面在多少人心目中留下了永恒的神往！可是，当年那
个最反叛，最革命，最不拘礼法，最蔑视权威的爱因斯坦，如今竟然站在新生量子论的
对立面！

波恩哀叹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领袖。”

埃伦费斯特气得对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我为你感到脸红！你把自己放到了和那些
徒劳地想推翻相对论的人一样的位置上了。”

爱因斯坦这一仗输得狼狈，玻尔看上去沉默驽钝，可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在他一生
中几乎没有输过哪一场认真的辩论。哥本哈根派和它对量子论的解释大获全胜，海森堡
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我对结果感到非常满意，玻尔和我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了，至少
没人提得出严格的反驳，即使爱因斯坦和薛定谔也不行。”多年后他又总结道：“刚开
始（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玻尔，泡利和我，大概也只有我们三个，不过它很快就扩
散开去了。”

但是爱因斯坦不是那种容易被打败的人，他逆风而立，一头乱发掩不住眼中的坚决。他
身后还站着两位，一个是德布罗意，一个是薛定谔。三人吴带凌风，衣袂飘飘，在量子
时代到来的曙光中，大有长铗寒瑟，易水萧萧，誓与经典理论共存亡的悲壮气慨。

时光荏苒，一弹指又是三年，各方俊杰又重聚布鲁塞尔，会面于第六届索尔维会议。三
年前那一战已成往事，这第二次华山论剑，又不知谁胜谁负？

     今天正好是IAU大会把冥王星K出Planets后的整一周。因为军训，我没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事情全过程。好在现在资讯便捷，从各大门户网站到一些不知名的天文爱好者论坛，关于此事的报道、评论可谓是“浩如烟海”。小冥这个平时最不惹人注意的行星小不点，总算在“最后时刻”火了一把，GOOGLE搜索页面上“冥王星”都过220万了。虽然IAU的5A决议已经尘埃落定：太阳系只有8个PLANET，冥王星则成了Dwarft Planet中的No.1，但是争议却远没有OVER。首当其冲的当然是New Horizons探测器的项目组，他们设计制造的探测器本来要在9年后飞临冥王星完成对最后一颗Planet的首次探测。但现在，他们认为这次行动的历史意义已经大为降低。——其实我对New Horizons一直都很期待的，希望它能解开太阳系远端的许多未解之谜。个人觉得就算冥王星被K，首次探测柯伊伯带的意义同样是里程碑式的。

     对我而言，冥王星降级早已意料之中（从发现“塞德娜”和所谓“第十大行星”起就开始这样想了）。但真正让我惊讶的，还是新出炉的Planet定义本身。

 

      IAU决议把行星和太阳系中的其它天体定义为如下不同的三类：

    （1）行星（planet）（注1）是一个具有如下性质的天体：（a）位于围绕太阳的轨道上，（b）有足够大的质量来克服固体应力以达到流体静力平衡的形状（近于球形），以及（c）已经清空了其轨道附近的区域。

    （2）“矮行星”（dwarf planet）是一个具有如下性质的天体：（a）位于围绕太阳的轨道上，（b）有足够大的质量来克服固体应力以达到流体静力平衡的形状（近于球形）（注 2），（c）还没有清空了其轨道附近的区域，以及（d）不是一颗卫星。%VoE
    （3）其他所有围绕太阳运动的天体（注3）被定义成“太阳系小天体”（small solar system bodies）。天文爱好者之家－－天之文　　d"(b
   注1：八颗行星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4l+JR
   注2：IAU将建立一个程序对接近“矮行星”和其他分类边界的天体进行评估。Td+qOY
   注3：目前这些天体包括绝大多数的太阳系小行星（asteroid）、绝大多数的海外天体（TNO）、彗星和其他小天体。

 

     IAU进一步决议：

     根据上述的定义冥王星（Pluto）是一颗“矮行星”，并且被认定成新一类海外天体的原型。<kA

    

     显然，这次通过的定义是带有颠覆性的。首先，它规定，Planet只能存在于太阳系（以前教科书上说行星是围绕恒星运动的天体）。其次，决定Planet与dwarf planet之间区别的唯一因素是“清空了其轨道附近的区域”。对于我这样入门级的天文爱好者而言，看到这样的定义实在有些晕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篇文章中基本只用Planet、dwarf planet等原文，而不用“行星”、“大行星”、“小行星”一类中国人自找麻烦的翻译的根本原因）虽然我很早就希望把冥王星K掉，因为它确实和其他8颗Planet存在太多差异，但是这次IAU的定义也实在太夸张了，就如有人发表的评论那样：这个定义的目的就是要把小行星带、柯伊伯带的所有天体都永久性地取消成为Planet的资格。（也就是说，以后哪怕在海王星外发现了比地球还大的天体，即使它符合轨道的同向性、共面性、近圆形、甚至近似符合提丢斯-波得定则，它也不会是Planet，只要它在柯伊伯带或者奥尔特云之中）除此以外，实在看不出制定这个定义的其他理由。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漏洞，那就是“不是一颗卫星”——因为随着准备进一步定义“卫星”的“7号提案”未能获得表决资格，这句话等于成了废话，冥王星“卫星”Charon的地位还是未定。

     看来，这个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了。要改变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成为科学概念，实在是太困难了。只是，作为公众，肯定会有人嘀咕一句：“有这个必要吗？”

    13天军训到今天宣告over，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形象已经几乎没法看了。不过除了已经训练到大脑空白的具体科目，军训还是和以前一样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今天下午赢得优胜连时的全连俱HIGH，高高捧起“大力神杯”时的热血沸腾，还有送别教官时几位女生的潸然泪下，一行几十人骑着自行车簇拥着教官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口号声、道别声不绝于耳，此情此景让人不由想起了那首著名的“十送红军”......虽然今天的阅兵式我只是和其他“观察员”（我们连十几位非上场队员对自己的戏称）一起坐在了观摩台上，但13天来新的室友和班级同学由陌生到熟悉的历程依然历历难忘。“傻乐”教官的经典语录声犹在耳：“不要犯迷糊”、“关键时刻要顶上去”、“你们都是女生”......中国男篮每一场比赛时全体男生不约而同的关注，紧张互相传递“战报”的有趣场景......闲聊时将连队比作国家队，队列会操、军体拳会操、歌咏比赛、阅兵式分别比做世界杯预选赛、亚洲杯预选赛、亚洲杯、世界杯时的“身临其境”......令人激动的盐水棒冰和众人期盼12天却几乎从未在训练时间落下的雨水.....一个个细节串联起军训记忆的碎片。

     人生第4次，也基本是最后一次的军训，我在05EC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时隔两年，又见新海诚力作。也许是《星之声》当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初看《云之彼端》时竟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精美的画面，优美的旋律，淡淡的忧伤。虽然很多网评认为《云之彼端》的故事情节不如《星之声》经典感人。但个人觉得相比背景完全架空的《星之声》，现实感更强的《云之彼端》反而更能引人遐思。
      南北对峙的国家，分离的岛屿，徒劳的谈判与联合国核查，恐怖袭击，战云笼罩下的繁华都市……几处不起眼的新闻播报连缀起了故事的时代背景。新海诚通过“平行世界”的概念虚构了另一个世界中日本南北分裂、冷战仍在延续的90年代，但这些细节我们却并不陌生，因为现实中它们的影子就真切地投射在东亚这片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新海诚着力刻画的并不是国际政治，原版中占领北海道的ユニォン（UNION）只是在中文字幕中才被直接翻译成了“苏联”（日文中的“苏联”其实应该是“ソ連”，ユニォン的写法明显是一个曲笔）。但是，“国家”、“民族”、“战争”却又是这个故事具有张力所必需的元素。“你是要拯救佐由理还是要拯救世界？”冲突的高潮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细心的观众可能都会发现——“苏联的虾夷巨塔是征服世界的强力兵器”、“只有战争才能拯救世界免于被平行宇宙吞噬”等等论调始终都只是美日政府和维尔塔解放组织一厢情愿的猜测。苏联在北海道建造神秘巨塔的真正原因并没有得到正面揭示，这就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片中拓也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或者说异相变换本身，就是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机能暴走吗？”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也许塔只是试验设施呢？也许建造塔只是出于科研目的呢？这谁也不知道。但不管塔是否真是兵器，它具有改写世界的力量是确定无疑的（这让我们联想起了现实中的核能……）。而冷战对峙的铁幕让一切对话和理解的可能性都变成了怀疑和猜忌，于是战争成为解决危机的唯一选择。这其实是我们这个世界曾经经历过、而且现在仍在继续经历的一种悲剧性困境。片中军人频繁出没的物理实验室，也成为了现实中又一困境的缩影——纯粹的学术研究（比如对平行世界怀有浓厚兴趣的脑科学专家真希，她所从事的工作）在现实中终究会与政治、军事这些权谋的东西纠缠在一起，象牙塔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而已。
      在这样一个有些压抑甚至灰暗，但却充满了对现实世界影射的虚拟背景下，新海诚通过细腻流畅的画面语言所力图刻画的主干情节其实还是比较老套的，那就是年少时的梦想和友谊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物是人非。很明显，拓也和浩纪代表着两种成长的轨迹：向现实妥协还是执著于曾经的梦想。影片的前半部分表现了少年时代的生活总是单纯而充满希望。即使美日军和苏军已经在北海道与本州之间的津轻海域发生了小规模武装冲突，两位少年也全然不顾国家间的紧张局势，憧憬着飞向云之彼端的那座神秘巨塔，因为那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梦想和与一个可爱女孩——佐由理之间的共同约定。他们为之努力了许久，那架造型颇为古怪的飞机便是寄托了他们全部希望和梦想的心血之作。那个假期也成为了一生中最为快乐的美好时光。然而，伴随着他们逐渐成长的现实世界却是十分残酷：在梦想远未实现之前，昔日并肩的好兄弟就很快各奔东西。佐由理神秘地昏睡不醒，她的身世之谜也被一步步揭开：家庭曾遭南北分离，祖父在苏联设计了虾夷（北海道）巨塔，而她本人的昏睡不醒则是抑制巨塔进行异相变换、阻止平行宇宙吞噬世界的关键因素。这时的拓也已经成为了年轻的顶尖物理学家，整日忙碌于实现美日在异相变换技术上对苏联的赶超，并成为维尔塔秘密组织的一员，参与谋划着对苏联巨塔的恐怖袭击。显然，现实的生活早已使他不再为了那个曾经的约定而努力。与他相反的则是浩纪，他一直在做着孤独找寻佐由理的梦，没有放弃心中的一丝希望。“你是要拯救佐由理还是要拯救世界？”当拓也的枪口对准浩纪时，残酷无情的现实显得那样强大。但是最终曾经的挚友还是走回到了一起——这里的潜台词是，尽管世事变迁，年少的梦想不再，但是那种情结并不会消失，其实拓也就是这样。故事的结尾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平淡无奇而又毫无新意：执著于梦想的浩纪还是成功了。美苏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之后，他冒险带着昏迷的佐由理，穿越军事分界线飞向云之彼端的约定之地。佐由理在塔顶的高空苏醒，而开始进行异相变换的巨塔最终被浩纪发射的维尔塔组织PL弹摧毁，因为那是拓也和他的上司同意浩纪携佐由理起飞的条件。这个世界从此失去了云之彼端的约定之地。
      童年时的梦想，少年时的友谊和青涩回忆，这些都是每个人一生中的难忘经历。新海诚将这一切用娴熟的动画技巧表现得如此精致、细腻而充满诗意，并与随后成人世界里政治、军事的冷漠、残酷甚至血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其寓意是不言自明的。所谓“落入俗套”的结尾，我宁可理解为这样一个心愿：人们应该从强力造成的隔阂中挣脱出来，找回那久违的纯真、善良和快乐。现实终究还是残酷的，约定之地最终不复存在了，但找回了心中的那份约定，一切将变得美好。
      不管怎样，还是很佩服独行的新海诚。从《星之声》到《云之彼端》，近乎DIY的制作诞生了如此从画面到音乐都令人心动的杰作，真是不容易。

（一）问：环保社团应该如何定位？
答：因应关注的环保问题，关心的社群和本地突出的情况，最急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生态问题。从功能方面，可以考虑各种角色。例如：传声、桥梁、播种、催化、领航、支持、伙伴、调研、宣教、顾问、智囊等。总的来说以“利他”人的行为，公益的活动为本。

（二）问：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有所不同的定义和定位？
答：非政府组织英文翻译：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有很多不同定义包括：非牟利组织、慈善组织、非盈利机构、社会福利组织、公益社团、志愿组织、兴趣小组、关注小组、学会、协会、商会、互助委员会等。
环保组织由民间人士单位发起创建的往往被列为非政府组织。在大陆情况有点特别，有不少社团和组织是有政府背景，因此有不同看法。

（三）问：环保组织最大的挑战是传承的问题，如何解决？
答：这不仅是环保组织、NGO、社团的头痛问题，而是政府、商界、学术界、服务界全部面对的问题。因为好人才难遇，好人才难留。但是对NGO，环保组织，特别是大学生环保社团则更难，往往因为要兼顾学业、事业、家庭而未能全心全力投入；另外缺乏活动资源，没有发挥空间，因而降低接班人的信心。其实“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走过环保路，增长知识、丰富社会经验、强化组织才能，一生受用。传承“经验”比传承“人才”更可持续。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非政府组织或环保社团不一定是永恒的。为了解决一个环保问题而成立，当问题得到更多人关注或有其它组织接棒，就可以考虑分工。量力而为，重质不重量，有勇气接受现实，进行重组或合并。传承不一定以“人”为本，要以“使命”为本，以服务精神为本。

（四）问：环保组织会员流失问题，如何解决？
答：这是自然现象，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目的、兴趣、期望和原因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亦有些人因为学业、事业和家庭未能长期参与。首先要反思，这个社团是为“会员”而成立的，或是为“使命”为“理想”而成立的。会员的多寡不应改变使命，也不代表这个组织的成败。不参加是他个人的损失，反而去墨存青，留下的肯定是最难能可贵的知音者。以精英和拱杆原理发挥动力，效益更大更持久。

（五）问：环保社团缺乏经费搞活动出现困难，如何解决？
答：首先要“管理”过高的期望，很多刚成立的社团非常羡慕那些“名牌”环保组织，但是要知道十年窗下的奋斗，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另外一个误区是好高骛远，要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忘记了环保工作是个长期的承担：种下思想，收获行动；种下行动，收获习惯；种下习惯，收获品德；种下品德，收获命运。好些活动和工作是不需要花钱的，例如：意识问卷、产品调查、追踪漏水、监察食物浪费、采购消费取向、专业知识传播、环保宣教、收集信息、采访交流、自我增值、义务劳动，二手旧物交换重用等。应该尽量利用电子通信，节省印刷。缺乏资源是个考验而不应是个障碍，成功的社团往往以最小的力量发挥最大的效益，这就是民间精神和生命力。如果无能力争取经费独立搞活动。为何不参加其它社团的活动，籍此强化组织能力和学习造血的经验呢？

（六）问：外界和一些社会人士不认同环保组织的观点和价值，如何面对？
答：所谓百样米养百样人，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是正常的。没可能赢取所有人的认同，没可能说服所有的人，也没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世界。环境的敌人是“无知”、“冷漠”和“自私”。要说服“无知”者，靠宣教；要对抗“冷漠”靠示范和案例子；要扭转“自私”，靠公理法理。要明白环保社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烈士，更不是革命家。改变思想和行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几代人的努力。把“期望”放响应有的位置上，能说服多一个人去关心环境，而那个人再去感动多一个人，这已算是成功了，因为少了一个人去伤天害理。要说服别人还看自己。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是否正确，才有资格和信心说服别人。别忘记“忠言逆耳”，说别人喜欢听的话是环保社团的宣传手段吗？不错，环保是一条孤独的路，必须要走过，必须接受考验，才得到持久的使命实践。

（七）问：环保社团没有办公室，没有集会地点，没有凝聚力？
答：其实二十一世纪带来生活方式转变，加上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方便沟通和信息交换，已改写NGO发展模式和趋势。通过语言文字、通过图片资料、通过分析评估、通过榜样和成功案例可以说服更多人关心环境。往往有了办公室，就得要花精力、时间、经费、人力去管理、运行和维护它，付出不少。对一些起步的小社团来说是一种负担，应该三思。虚拟办公室也有其方便和省时省钱的好处。且看赤脚医生、传教士、义工队都是以流动性服务为本，其社会价值同样被肯定。

（八）问：环保社团正式注册拿到法定地位，对其未来发展有利？
答：正式注册是争取政府的认许和接受监管，对一个社团的发展是重要的目标和里程。有了法定身份，就有法律责任和承担。捐款者、项目赞助者都愿意跟这些法定机构合作。现时国内情况特殊，正式注册并不容易，因此不要强求，反而集中力量争取成绩，建立“品牌”和赢取社会认同和支持，这已足够说服捐款者、项目赞助者给以支持。在等候注册过程中，也不妨暂时挂靠一些已扎根的社团组织，通过跟他们合作而得到政府社会的肯定和认许。甚至通过他们去争取赞助经费。但要小心挑选合作伙伴，避免失去自主和过分依赖。成长的路，是一步一足印踏出来的，没有快捷方式。

（九）问：环保社团搞大联盟是否明智呢？
答：在外国，针对某些环保议题例如：反对转基因食物；例如：反对不公平贸易行动，独立的社团都会结合成大联盟强化声音和游说政府的力量。有些长期关注农药污染的组织也会结盟分工去监察和技术援助受害农民。在国内，情况较特殊，加上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的考虑、更为了“保育”刚扎根的环保运动和各社团的生存空间以及独特风格，这个阶段适宜打好根基，为未来成长、发展铺路。适当时机发布共同宣言和倡议书，合作调研、组织考察、培训、采访交流、野外体验和社会服务。社团文化多样性、多声道、多功能、多才多艺，是文明社会的进步。

（十）问：本地环保社团加入外国环保组织有风险吗？
答：通过项目合作，以伙伴形式联系是可行的。由于外国组织有丰富的经验和影响力，不失为一个理想导师。合作过程中需要强调经验技术转移，帮助刚扎根的环保社团能力建设。但也需要认真小心，挑选外国环保组织，了解其政治背景、经费来源、关注议题、做事手法、其在国内和国外的评价，是否有双重标准。国外有些环保组织行动激烈、触犯法律；也有些由污染企业出资成立的“冒牌”环保社团，假借环保为名，成为企业的绿色公关。总之，要小心打听，并先以试点项目合作，从旁观察评估。

（十一）问：外国环保组织来中国设办事处和发展是否对本土的环保社团有利？
答：外国的环保运动有40多年的历史，经验丰富的环保社团真不少。通过在大陆发展有助经验转移和帮助国内的环保社团成长。但也值得尊敬的是那些国际环保组织，不跑到别的国家建立自己的“王国”和“阵地”跟当地环保社团竞争资源和知名度，反而默默地在背后帮助弱小的环保社团成长，壮大的是“土生土长”的环保社团而不是壮大“自身”组织的名望。这种做法是合乎“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本地环保社团要精明的取舍“西方环保运动”的优劣点，不要盲目地接受西方社团的一套手段，也不要盲目地人云亦云，人反对我反对，一定要贴近本土民众的忧虑和诉求，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土的问题。

（十二）问：如何考虑外国政府、企业、NGO的捐助，哪些可接受？哪些不值得呢？
答：这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问题。不同的环保社团有不同的取向。大部分外国的环保社团都有一套接受捐款的守则指引。例：不接受香烟、皮草、赌博、烈酒、不道德企业和污染企业的捐款。更有些全不接受政府和企业赞助，依赖私人捐献。有些在接受捐款时约法三章，不能被利用卖广告，不搅一些不必要的宣传活动，不随便借用社团名字等条款。有些更要求捐助企业提供股东年报、环保年报和项目环评报告，特别是其在中国大陆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投资发展的项目环境评估，来洞悉捐助企业、政府的环保承担或污染行为。环保社团站在公义的大前题下，需要作出衡量，以免被陷于不义，有些时候也需要说“不”。在缺乏经费资源的处景下，有些组织在接受捐助时要求保留其对该捐款企业的批评权。换句话说，接受捐助，不等于默默忍受捐助企业、政府的污染行为。“捐钱不能交换沉默”！需要说公道话时就要义无反顾。

（十三）问：有些人批评大学生环保社团停留在游山玩水的成长阶段，跟中学生环保社团比较相差不大，你有什么建议？
答：不少声音批评大学生绿色营沦落为游山玩水的联谊活动。这可能是由于爱之越深，责之越切的出发点。不能一下子否定绿色营的教育意义，也不应该抹杀它启发心灵环保的价值。绿色营搞了好几个年头，是时候回顾和改革其主旨和形式。野外考察是可以顺道提升思考和能力建设，邀请导师参加时，可以把范围拉阔、超越生态、动植物专家。可包括：讲演家、心理学家、哲学家、摄影家、领袖培训专家、管理学家、农业经济学家、遗传因子科学家、国际公约谈判专家、公平贸易研究专家、天然灾害危机风险评估专家、绿色产品认证专家、环保创业家等等，顺道传授环保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人生经验。帮助大学环保社团增广知识和专业信息，大学生环保社团应该安排各行业专家来演讲交流，一方面可以培训骨干领袖，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会员。这就是环保社团的能力建设最基本“投资”。大学生环保社团更可以调动大学内各学系专家的优势，为自身的专业增值。深化科研和实验的基础，有助于强化考察、示范和项目管理能力。

（十四）问：环保社团走向专业化是否必然的呢？是否有利于其未来成长发展？
答：当然每个环保社团的成长有别，不能以偏概全。环保运动起步时，环保社团数目还少的时候，较容易生存，较容易争取群众社会的认许。一但环保社团数目增加，要鹤立鸡群就不容易；特别是要争取经费捐助时，格外困难。无可否认那些有责任心、热诚、和优秀的环保社团更有条件赢取社会的支持。每一个社团的成长都应该朝着不断改善、不断更新、不断突破、自强的目标迈进才不致被淘汰。“专业化”有两种解读，一方面是关注的议题专业化，另方面是社团做事方法和管理的专业化。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环境问题变得复杂化，单靠一个环保社团，单靠一班关注人士也不能够全方位地把握相关的专业经验、知识、理论和趋势。大陆未来环保社团发展如雨后春笋，只会越来越多，更需要分工或凝聚知识和力量，以理服人。不要忘记，民众意识通过媒体报道和电子信息会逐渐提升，因此环保宣教和活动推广再不能停留在初级阶段了。建议定期安排专业人士讲演交流培训，更可以邀请工商管理专家（MBA）当顾问、协助完善环保社团的运作和管理。

（十五）问：环保社团的成功需要什么条件呢？
答：使命感、坚持、热诚、生命力、团队、领袖、志愿者和社会支持。好的团队是一个环保社团的骨干，但它需要一位高瞻远瞩的领袖带路。那么环保领袖应具备什么条件呢？首先要有信念和使命感；第二要有勇气站在前线推动民众政府和企业；第三要有才智，以理服人，游说决策者和漠不关心者；第四要有凝聚力去组织和带领团队调动社会力量去改变思想行为和价值观；第五要有一份坚持和耐力，不断地播种，不断的宣教；第六要有倡导者思维和风范，洞悉环境危机、商机和生机。

（十六）问：环保社团应该如何管理和对待志愿者？
答：作为一个14年的环保志愿者，我有深刻的体会。人力是社团的宝贵财富和资源应该珍惜和公平对待志愿者。切忌滥用和贬低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时间和爱心。回报他们无偿的贡献更应该给予尊重，把他们当作大家庭的一份子。每个环保社团应该制定一套志愿者培训管理指引，给予志愿者工作上清晰的指导，尽可能把工作性质跟志愿者的兴趣和能力结合，让他们更投入。另一方面需要提供知识和能力培训的机会，提升他们个人和专业知识，强化他们的自尊和自我增值感。无论是内部的规划、预算、检讨、评估、总结，都可让志愿者旁听，有助他们更深入理解一个环保社团的结构和运作，在紧急情况下，需要调动人手时就可派上用场。还可以因应志愿者的学识和才能，通过活动的组织为他们提供学习项目管理和推行的机会。

（十七）问：对环保社团的管理制度，有何建议？
答：环保社团好象一个大家庭，不分彼此的。不过，为了使工作和资源应用更有效益，清楚责任的分担，值得制定一套管理规条和工作程序指引。例如：财务管理、项目的规划、活动的编排、接受捐款的规范、对外宣传的内容管理、跟媒体沟通的程序、办公室物资设备的管理、接听外界查询的响应程序等。一个社团的运转不能依赖人治，要对会员负责，要对公众负责，要对捐款者负责，因此有需要推行制度管理。每当人事变动时（因为环保社团财政不稳定，往往流失人才），处变不惊，接班人就可以参考以往经验和制度走马上任稳定社团军心有一定作用。

（十八）问：环保社团未来发挥空间是什么？
答：国家于2003年9月1日推出“环境评估法”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规定发展项目必须进行环境评估，并咨询公众。如何以专业论点去提出反馈意见？如何以充分的理据提出一些环境风险疑虑？如何协助受影响民众了解情况；代他们表达意见？如何找专家尝试寻找另类方案和弥补环境影响的损失？外国很多环保社团积极响应和监督环境评估的咨询，认为是社会环境责任的一份承担，高度重视行使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大学生环保社团应该调动大学的优势去收集专家意见，以专业论点作出响应。不管项目是一条公路、一个电厂、一个农场、一个化学工业园、一个旅游开发点，其选址和规划或多或少对生态环境和居民造成影响，那么，环保社团作为生态环境捍卫者可以袖手旁观吗？根据环评法评估内容会通过公开上网及公告邀请社会人士提意见，那么环保社团有没有装备自己就关注的项目和政策作出响应呢？

（十九）问：环保社团如何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答：我认为全球一体化，助长过度生产、过度消费、过度污染和过渡耗用大自然能源。争取公平资源分配和生态公义，无节制的生活和消费模式需要矫正。环保社团需要关注和推动“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每一个人都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有责任及有力量影响生产和贸易。从身边事日常用品开始，追踪其生产过程，从而作出明智和道德责任的消费选择，倡导清洁生产和环境责任消费。过分包装是其中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食物的安全和污染都是衣食住行的隐存危机。身在毒中不知毒，为什么默默承受呢？以在过去3年间我已开展了“责任消费”“责任投资”的环保宣传，走遍了十多个省市，把讯息传播给老师、学生、妇女、干部、企业和环保社团，辐射面达40万余人。“可持续发展”关乎公益、公平、公开、公正和公义，也是对本代和下一代的责任。

（二十）问：扭转生态和环境的危机还有什么方法？
答：除了环保社团做领头羊之外，我希望每一位专业人士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催化绿色的关注和响应。银行界可以就项目的开发和投资评估环境风险；建筑师可以从设计节能环保大楼作出贡献；法律专家可以为污染受害者争取公义、会计师可以推行绿色审计；产品设计师改良包装和产品再用性；MBA可以推动企业环保管理；股票分析家可以评估上市公司的污染风险；农业专家示范无公危害生态养殖工业；电子科技专家研究电子废料的安全处理方法；服装设计师推广百分之百有机新棉和服装……人人有责！


关注平常之中不平常的事

坚持平淡之中不平淡的工作

承担平凡之中不平凡的责任

NGO=Never Give-Up Organization (永不放弃的组织)

吴方笑薇女士是香港民间慈善环保团体──香港地球之友的总干事。在2000年世界环境日，她获颁发联合国「全球五百佳」荣誉。同年她亦获国家环保总局委任为「环境使者」。2003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紫荆勋章”。

吴方笑薇女士一向积极推动香港的环境政策，例如：在1993至2001年，她是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成员；在2001年，她被委任为环境咨询委员会成员。吴方笑薇认为民众参与和社会力量都很重要，所以她致力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可再生能源、废物回收、环境教育、影响评估、政府环境管治和绿色消费。她会定期组织：环境教育培训课程，这些课程是专为中国资源贫乏地区和受严重污染地方的老师、学生和妇女而设的。吴方笑薇女士的千禧目标是要推广「自助自强环保精神」的理念。她提倡寻根究底、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一起为可持续未来而努力。 
 

本文来自： 香港地球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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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以至于当很多事情已经变得非常不对劲时，我也只能靠直觉隐约感到一些异样，而难以立即从种种迹象里推导出准确的判断。过去的我是这样，现在的我似乎也还是这样。我并不善于和人沟通很多内心的事情，因此更加重了被人误解和误解别人的几率。这是会让人变的郁闷的。

        有些人和有些事，会让人同时想起另一个时空中的一些人和一些事。也许是看多了历史书所带来的思维方式，记忆和现实时不时会在我的脑海纠结。在多数情况下这并没有什么，无非是诸如SPACE这样的地方多一些“触景生情”、回忆性质的文章而已。但现在，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略微有些异样的词语——“轮回”。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人群中先后发生着——也许这不是事实，但现实与记忆交织的一瞬间，这种直觉已经产生了。

         我的后知后觉让我无法判断轮回是否真会发生，但我宁可相信它不会。特别是一些过去就曾让人郁闷的事情，怎么能让它再次发生呢？

        有时真的很后悔一些决定，特别是牵扯到很多人的决定，它在一念之间产生，却因为我的后知后觉而给不少人徒增烦恼，自寻麻烦。但是后悔并没有用。自己引起的就要自己一人承担，不能给别人增添痛苦和不安，更不能把自己过去强加给别人。

        现实连通着未来，记忆终究只是过去。为什么现实和未来一定要被过去和记忆所纠缠呢？就让一些应该被忘却的东西封存在记忆的深处，从现实中淡出吧。做现在的自己，把握好眼前的选择，让记忆成为一种纪念，也许我们所有人都会更加快乐的。

    上海城开十周年“绿色环保，节能生活”复旦环协2006年地球日系列活动落下了帷幕。确实，作为我们2006届环协所组织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它还存在着很多值得探讨和完善的不足之处，如活动的具体形式、现场的布置和人员安排等等。我们对此已经进行了总结，相信2006届环协未来的各项活动会办得更好。   

然而，在这里我所要说的是，BBS自然版上部分网友的留言让我有了一种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感觉：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校园环保？

 

“都提倡绿色了还要打印出来

直接交电子版不是更好么@@

说句直白的话，这届环协给我印象很是一般

有实际意义的活动没有，或至少我留下印象的没有……”

 

这位网友关于问卷电子版的理念我非常赞同。电子版必然是环保的大势所趋，作为2006年环协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共创绿色和谐校园”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以“学生环境意识与环保常识素养、校园环境问题具体状况调查、关于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校园建设的学生意见”为主要内容的调研课题早已确定届时将以电子版（e-MAIL）问卷的形式进行。那么为什么此次城开活动中的调研问卷我们仍然采取了纸质的形式呢？原因在于，这次的问卷调研一方面是为了获取暑期实践调研的前期样本（为下一步电子版分析问卷的设计提供准确定位），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配合“城开绿色环保”这一宣传活动营造氛围。“做问卷换盆栽”的活动形式决定了纸质问卷的使用几乎成为必然（因为问卷既需要回收又同时要作为凭证）。请这位网友放心，环协的这批问卷将作为课题的原始材料妥善保存，并在结题之后将它们并入“传单回收计划”的所得纸张进行循环利用，制成草稿本发送同学或捐赠贫困地区。当然，环协这次在问卷的印制上考虑确实有欠周全，还请各位网友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替代建议。

但是，这位网友关于本届环协的整体评论我就不敢苟同了。2006届环协核心组是今年3月正式成立的，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开展的实际工作不敢说很多，但内容应该不算很少，特别是着重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在社工委的社长大会上发布了节约传单的倡议书，呼吁各社团减少印制纸质传单。我们和管理学院艾柯楼青志队合作，设计、制作并放置了传单回收箱（本部食堂、南区食堂），计划将收到的传单纸张装订成为草稿本，发送同学作为环保宣传或捐赠贫困地区希望小学。我们和环科系青志队合作开展废报纸回收，我们和复旦学院各书院团学联合作在本部寝室楼设立了环保宣传栏。我们针对废电池堆积回收难的问题，联系了学生会公益部，希望得到环保局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彻底解决这个历史难题。我们的外联部正在试图联系再生纸制造厂，让我们刚编辑完的会刊《绿缘》成为再生纸普及推广的最好宣传。我们与环科系“共创节约型校园”双休日社会实践小组合作，已经开始了旨在发现校园环境问题、为解决校园环境问题出力的前期调研。我们的两个暑期社会实践项目——“黄浦江主源西苕溪水环境与沿岸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初探”和“携手共建绿色和谐校园——复旦环协十周年暑期系列活动”（问卷调研、噪音测试）已经进入前期筹备并正式申报……您能说这些活动没有实际意义吗？其实，有些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活动并不一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却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协不需要人人都知道我们每天做了什么（也许加强宣传的确能够改变“有实际意义的活动没有”的成见），我们只希望大家都来为环保多做一点实事：绿色校园，你我携行！

 

“……环协大量发放传单的行为确实让人失望，在这方面毫无创新，一次成百上千地印，比其他协会还要“大方”，而且一般是单面印刷。我记得曾经有个协会的传单，上面写着“请在传单背面做草稿，节约纸张”，这好歹是个小的环保方面的创新了，而环协的传单没有这样过。

还有就是部分成员的环保意识尚有差距。环协的功能不应仅仅是宣传（暂且不论宣传的效果），更应该杜绝一边嘴上喊着“环保从我做起”，一边做着不环保的事，同时心里想着“环保与我无关”的“假环保”。要树立环协良好的形象，重在身体力行。”

 

非常遗憾，这位网友显然没有看到以下文件和目前放置在本部食堂与南区食堂的传单回收箱：

节约传单用纸，保护绿色家园

——环保协会致复旦所有学生社团的倡议书

 

多彩的学生社团活动是复旦校园生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学术到实践，从艺术到体育，今日的复旦校园里已经有了100多个各具特色的学生社团。近几年来，随着学生社团的蓬勃发展，各项社团活动的宣传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除了海报、横幅、报纸、广播、网络等手段之外，印发传单可以说是最为普遍也最为重要的宣传手段了。于是，几乎每天中午，在各个食堂门口都可以看到为发放传单而忙碌着的社团人。一张张设计新颖别致的传单，让同学们了解社团、熟悉社团、参与社团，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然而，我们也同样不能不看到，在现今各社团争相通过发放传单来提高所举办活动的影响力的同时，确实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浪费现象。在目前再生纸的使用范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纸张来自于木材的消耗。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森林覆盖率却只有18.21%的国家，面对着屡禁不止的滥砍滥伐和随之而来的水土流失、物种消亡、土地荒漠化等难以估量的生态灾难，除了不断的呼吁之外，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自己的身边开始，从节约每一张纸开始，为保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免遭过度侵蚀尽一份力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作为百年复旦的社团人，我们必须意识到，节约并鼓励同学们合理使用每一张传单用纸，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因此，我们环保协会向同在复旦的每一个学生社团郑重建议：

为了达到节约传单用纸，减少木材消耗的目的，烦请大家今后在各自社团所印制的传单上加上诸如“本传单背面可作草稿用，请支持环保”等字样，并在不严重影响宣传效果的情况下，采取缩减传单大小，以轻薄的纸张印制传单，控制好传单的印制数量等措施。

为了心中的绿色生活，我们有义务这样做。

 

复旦大学环境保护协会

2006年3月

 

对于这位网友提出的“要树立环协良好的形象，重在身体力行”的观点，我举双手赞成。作为环协成员，我们确实应该在在实践的同时不断学习思考，提炼和内化自身的环保意识。我们应该意识到：自从《寂静的春天》发表以来，以几大公害事件为导火索，环保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绿色洪流。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环境保护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各个层面交叉重叠的历史性课题。它甚至还可以归结为一个哲学问题：人类和自然，到底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形成了环保主义的不同思潮。我们参加环保社团的公益活动，或者是在生活中实践与宣传环保理念，开展环境科学方面的研究性学习，都应该抱着这样的态度：环境保护是科学，但又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价值的科学。环保理念不能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和书斋里，而应该生活化、社会化，成为一种指导实际生活的实践理论，成为一种科学、可持续的现代生活方式。同时，当今世界的环保运动中产生了各种思潮（如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我们应该在实践之余，也静下心来多读一点书，多深入思考一些问题，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知行合一”也许才应该是校园环保社团与全体环协人所努力追求的至高境界。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确实差得太远了，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多多努力，争取有所提高。

那么又引伸出了宣传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次引起一定争议的城开活动，本质上是一次宣传造势活动。宣传活动的本质就决定了它会采用“做问卷换盆栽”、“横幅签名”等看似不太环保的活动形式。环协当然应该更多更好的实践，用我们的行动探究和解决环境问题，为大家服务。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环协是一个只有几十名成员的学生社团而不是专业机构，我们的实践只能是一种实践性的学习，而今天世界的环境问题却是一系列全球性、大范围、长时间，异常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命题。且不论“耳熟能详”的臭氧层空洞、水污染、沙尘暴、生物多样性危机……请各位一定不要小看身边的校园环境问题，不要小看传单泛滥、白日明灯或废电池堆积。所有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环境问题，无不牵涉到“个人生活方式”和“组织制度建设”这两个根本性原因。不要指望一个立竿见影的活动能够立刻使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内化到所有人心中；不要指望一个既“留下深刻印象”又“身体力行”的环协活动能马上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规则”和“潜规则”。所以，在实践的同时，我们也一定要重视宣传的力量，因为好的宣传能把时间的作用成倍放大。我们需要像城开这样大企业的资助，我们需要在他们所主办的大型宣传活动中渗入我们所希望的环保元素。我们已经放弃了为活动宣传而印制传单，请不要再苛责我们所印制的问卷和海报。和所有的社团一样，环协也要生存发展，要招新要年检；和所有活动一样，环保也必然需要成本，需要付出代价，需要消耗资源。只是，我们希望用有限的成本（例如300份问卷）获得最大效用（例如少印3000张传单或者少浪费30000度电能）。请允许我们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最环保的环保之路”！

 

后记：以上只是我作为一个环协成员的一点个人意见而已。加入环协那么长时间以来，Nature版我还真没怎么上过。确实，我们对BBS还利用得非常不充分，这一点是值得思考和改进的。我们的活动宣传和组织应该更多地考虑BBS这个载体所具有的巨大舆论作用。

2006年，复旦环协即将迎来十岁生日。“我们一直环保”，这是我们共同的理念。感谢网友们对环协的关注和支持，我们需要你们诚恳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需要大家对环保的关注和支持，我们更需要每一个人对环保的理解和实践。谢谢大家了！顺祝51假期快乐！